戰後連宗先生眼見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社會，逐漸敗壞，他移動律師身分，投入省參議員選舉。一開議，振衰起弊之言，卻因議長限縮發言而不得伸張，連宗先生覺得真對不起人民，竟難過而淚流，媒體受他感動，積極扮演監督角色。
而離家赴臺北開會，他每每寫信跟女兒吐露心聲：「父親很認真地為省民的幸福著想，這也是我必須完成的責任。至於父親的作為，每天都有激勵的電話或電報打來，讓我非常感激。」連宗先生在議會的表現，受到媒體與民眾高度喝采。只是也有頓挫的時刻，那是反擊「臺人奴化說」的挫折，而他的身體也因疲於政事而日漸消瘦……
律師及民意代表的雙重角色，讓他切入司法權不獨立的問題，戰後政治惡劣、執法者犯法，但司法權卻受控於行政權，乃致無法偵辦貪官汙吏。質詢一如法庭的攻防，如何從權力的一方，取回人民的權益，連宗先生沒讓人民失望。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連宗先生，臺灣彰化人，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曾擔任律師、臺灣省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為開創臺灣平民法律服務之先驅，後在二二八事件時遭當局逮捕並從此失蹤。
時代交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政府單位工作的人，一早接到通知，要到大禮堂集合，屆時會有日皇玉音，廣播重要消息。
中午十二點昭和天皇親自放送，廣播一開始聲音低、雜音又大，其實大多數的人是沒有聽清楚的。只能領會，領會到昭和天皇向人民告知，日本政府已經接受盟軍要求，無條件投降了，他要大家忍辱負重。
面對這一刻，林獻堂日記寫著：「嗚呼！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而激動如張七郎醫師，竟有「五十一年奴僕垂死重生」之感。畫家陳澄波高興地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市街上，他說「吾人生於清朝，而今能死於漢室，實終身之所託也。」強烈的漢意識，留在他的手稿中。
終於，戰爭結束了，不再有空襲、不再有燈火管制、不再有生命財產的威脅。而臺灣終於可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不用再當次等公民，大家的欣悅之情，溢於言表。
很快地，社會各界動了起來。日本時代已前往中國的人士，「臺灣農民組合」的張士德（原名張克敏）早於接收人員，先行來到臺灣，號召青年及各界菁英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負責臺中地區籌組工作的是待過「新文協」、「赤色救援會」的張信義。沒有人知道這團體在中國政治上的派系或光譜，但此時大家都想幫忙，為的就是重建新臺灣。
連宗律師在皇民化時期並未屈從的紀錄，很快地成為三青團延攬的對象。反之，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三青團聲明這是他們首先要排除的。
但與中國政府的初次接觸，對連宗先生而言是什麼樣的經驗呢？
據在現場的鍾逸人先生所述，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由重慶回來的臺南人張邦傑，由台北的張晴川（前「臺灣民眾黨」中央執委）陪同來到臺中。三青團臺中分團主任張信義，為了讓中部各界人士親聆這位官拜少將的「祖國將軍」，發帖子邀請各界推派代表前來參加歡迎會。
就在新高會館二樓的座談會上，連宗律師站起來問他：「祖國對人民生活的照顧，所採取的具體辦法為何？」中央書局經理張星建也問：「大眾交通是採取國營或開放民營？」
沒想到這位「祖國將軍」從座位上暴跳起來，用粗野的言詞禁止質問者不得使用「人民」或「大眾」等字眼，因為這是共產黨所慣用的名詞。這時張信義站起來大聲指正說：「使用『人民』或『大眾』就是紅的，就是共產黨，這種說法我不能苟同，我也相信中華民國的法律不可能有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在《世界百科全書》或馬克斯、列寧的任何經典裡面，也絕不可能說『人民』和『大眾』是他們獨占的名詞，別人不能用……」
張邦傑沒再回話，張晴川很識相地將他帶走。但對連宗律師及與會的人而言，應該都傻眼了吧，怎麼會請到這種不學無術的人來呢？且充滿盲目的意識形態，讓人對他肩上徽章所代表的「祖國」，感到非常迷惘。
日本戰敗後，開始有些臺灣人伺機毆打日本人報復，但已組織起來的三青團立即出面制止，要民眾冷靜，不得妄為，很快地將社會秩序穩定下來。從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到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官員到達前，兩個月內雖是無政府狀態，但臺灣人卻以自己的自治能力，維持了整體的秩序，靜候接收。
歡天喜地地，終於等到「祖國」官員蒞臨，此時就讀臺中女中的信貞，也跟著學校學生，一起擁去歡迎國軍。結果一回家，信貞垂頭喪氣地，怎樣也沒想到國軍會看起來那麼樣地邋遢，不是雄赳赳、氣昂昂，而是一支揹著鍋碗瓢盆，髒兮兮的隊伍。原本以為可以對日本人揚眉吐氣了，此時卻反而覺得很沒面子。
但這一幕的失望，掩蓋不了各地歡迎國民政府的熱烈情緒，各地民眾搭建華麗牌樓，以最大的熱情迎接，期待新生活、新政治、新未來。
戰後亂象
戰爭已過，人民還是處於飢餓邊緣，第一個新年，臺灣社會陷入愁苦中，米價高的不像話。
政府政策顯然出了問題，一方面是無能管理商人居奇囤貨，米價被層層哄抬。而且已經發生米荒了，貿易局卻是進口麵粉因應，而且不是直接配發給飢餓邊緣的百姓，而是賣給大商人。如此一來民眾還是拿不到便宜的麵粉，結果是商人賺飽飽，卻解不了民生之苦，窮困人家，只是更難過日子。
臺灣盛產稻米，被日本譽為米倉，此時卻發生米荒，是從未有過的現象，讓人對這個政府失望透了。而此一統治集團，他的權力安排、人事佈局，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何治理不好臺灣？
臺灣人滿心歡喜迎接，心想終於可以擺脫差別待遇，真正當家作主。期待那自日本時代已不斷高聲爭取的政治自由、經濟解放、社會平等，能夠真正地到來，諸種處於殖民地的桎梏能夠鬆綁。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長官公署二十一處首長名單一公布，清一色為外省籍人士，僅教育處長宋斐如為臺灣人。十七縣市首長當中，亦僅有四位臺灣人。但這五位全都是半山（有中國經驗的臺灣人），政府顯然不打算起用本省人才，而當官員又不斷傳出貪腐劣跡時，把臺灣人迎接「祖國」那熱騰騰的心都給澆熄了。
臺灣人熱烈期待能參與公共事務，決定自己的命運，經濟不會如以前一樣只把持在日本人手中，從今以後臺灣人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也不會再有屈辱人的差別待遇，我們不會再受限於民族或血緣的門檻，只有日本人能任主管、能為統治者，臺灣人再怎麼努力，卻無公平晉用或升遷的機會。
但這些期待，很快隨著陳儀政府的措施，煙消雲散。陳儀設置貿易局，將所有的生意握在手中；設置專賣局，踏襲日本的專賣制度。而人事的安排，在民族及血緣的高牆推倒後，陳儀豎立起省籍的高牆。從日本政府手上所接收的國營事業，主管率皆以外省籍人士擔任，資深的台籍員工並無升遷機會；各地方警察局長，也是派任外省人，因為語言不通，開始產生嚴重問題。更不用說行政長官公署或各縣市政府的公務人員，簡任和簡任待遇以上的高階官員，外省籍人士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八。
一道省籍的高牆矗立在那裡，成為臺灣人再次感受到淪為「被統治者」的憤怒。
參選民意代表
身為律師，對統治者犯罪，恐怕只會更加敏感。開始傳出警察動不動就開槍傷民的事件，或是跟日本人買下的房子遭新政府充公等問題。這都是民間與統治者的衝突，而統治者擁有權力、擁有武力，若不依法治而為，該如何是好？
一九四六年年初，出現一連串民眾遭軍警開槍的事件，二月二日媒體披露左營士兵開槍擊斃平民百姓、二月二十一日海軍軍人以手槍威脅區長、四月三日警察開槍殺人。擁槍的軍警，成為社會秩序混亂的源頭。警察是法紀及社會秩序的維持者，該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卻反而傷害人民。
連宗身為法律人，對這些法治亂象非常憂慮。一則首席檢察官帶頭貪污的行為，更讓應該公正廉明的司法系統蒙塵。《民報》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刊載，臺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蔣慰祖，來臺履職沒多久後，便濫用職權封押民船，裝載了白糖到福建地區販賣，和商人勾結，圖謀私利。
檢察系統是國家偵察犯罪的機構，負責起訴犯罪，首席檢察官更是整個檢察系統的首長，非德高望重、清廉自持的人格者，無法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但官箴敗壞至此，實在是令人想不到的。
連宗先生看到中國貪污的陋習進到臺灣來，甚至影響了地方司法的運作。此時也不禁思考個人可以做什麼？才能遏止這些從中國「引進」的、不好的習慣，不能讓臺灣已經上軌道的法治被破壞。
這是他人生第一次，思考參選民意代表。對連宗先生而言，臺灣社會所衍生的新衝突，或各個面向的失衡，乃至法治社會的危機，已不是個人在律師角色上可以改變的。他必須踏出去，從政治上著手，才有可能改變這不斷向下墜落，及臺灣人才不受重視的現況。
思考清楚問題的癥結，他決定投入四月即將到來的臺中市參議員選舉。
＊作者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激越與死滅 -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台北市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