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台北在國際社會深陷孤立，反而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契機。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開始走向理性化與改革開放，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艱困處境，也讓蔣經國必須以更務實和彈性的立場，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八○年代起，隨著國際間冷戰格局走向緩解，蔣經國以國家元首與政治強人的高度，成為兩岸融冰、終結彼此長達四十年隔絕、及奠定九○年代雙方全面交流基礎的關鍵推手。
值得一提的是，兩蔣父子處理國、共關係的歷史遺緒，在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依然是兩岸互動乃至決策思考的重要素材，其中一例發生在一九九九年。該年夏天，李登輝發表震撼國際社會的「兩國論」，引發兩岸高度緊張態勢；十月底兩岸重量級智庫學者在北京曾有一番直接溝通，面對台海局勢出現新變數，代表中共軍方立場的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與會人員，即以五○年代國、共之間透過特殊渠道所進行的試探性接觸為例，來闡述半世紀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基本軸線，而這些作為兩岸之間智庫交流的談話內容，隨後也上呈當時的台北軍政高層作為參考。
在蔣介石主政時期，兩岸之間意識型態對立，蔣經國生前很難完全掙脫，然而小蔣一生與美國人交手諸多不愉快的經歷，反過來卻可能讓寓居台灣海島四十載的小蔣，深化對「中國」、或者說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與情感。一九七八年夏天，當時仍為「黨外」勢力年輕成員的陳菊，因將一份政治犯名單透過特殊管道送交給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而觸怒國府並遭到逮捕，然十餘天後台北即在美政府壓力下釋放陳菊，且看此時蔣經國的反應：「為『陳菊案』美國對我加以壓力和恐嚇，其行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愛我中國之情操。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如何在政治、外交現實與民族大義之間求取一個平衡與出路，似成了小蔣主政台灣的總寫照。
另一方面，在蔣經國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能打破兩岸之間的敵對意識，擱置國共兩黨之間的宿怨，毅然決定開啟民間交流之門，思及至此，或許當今兩岸領導人應該思考，彼此之間似乎沒有跨不過的門檻與解決不了的問題。
蔣經國是一個中國人，晚年他提到自己也已經是一個台灣人。《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涵蓋一九四九年以後其所涉及的諸項重大議題，層面與範圍皆廣，因此這不僅是一部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傳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台灣時期中華民國歷史的一個縮影。吾人評價政治人物，應將其置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歷史大環境來理性看待，進而客觀地理解台灣的過去，觀照這片土地如今所面臨的處境，同時思考中華民國未來的出路。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節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導讀（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