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既然這是一個電業法已經授權規定的事情，是否可以受到一個沒有法律授權的「內規」就排除其適用？這恐怕會有相當大的爭議空間。
或者政府會說，反正業者是「自願」才進來這一套綠能屋頂的遊戲規則，故應該是沒有問題吧。但問題就在，若政府可以隨意用「內規」＋「業者自願」，就介入其他法律與法規命令之已經處理之事項，這恐怕會架空法律保留原則，並淘空法治國的基礎。若這樣都可以，那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只需要有行政程序法行政契約之規範，不需要有其他的行政法了！
侵害憲法私法自治的疑慮
業者與屋頂所有者之間，原本是採取很自由彈性協商的民事租賃關係，租金可以為自由的約定。但在綠能屋頂內規制訂後，業者在此私法關係下的彈性與自由，受到了拘束。原本業者可透過自由地運用其技巧，適度調高與降低租金作為其商業策略的自由，受到了此一內規影響，變成了某種「管制租金」的概念。政府的內規，介入了業者與屋頂所有者間的私法法律關係。此一作法，恐有侵害憲法私法自治的疑慮。
當然政府應該會說，這裡明明我也沒有強迫他要進來。所以也有某種程度的私法自治的空間，私法自治原則並非神聖不可干預。或許此種說法，可以找到眾多干預私法自治的例子。但問題就在，這些干預，大多需要透過法律或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法規命令為之，而非一紙內規。
淘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基礎？
若我們允許此一內規，可以來變動既有FIT機制下所設計的獲利模式，則可能也會跟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產生抵觸關係。
何以見得？因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採取FIT之設計，便是希望透過此種「不限量」、「不限價」之制度設計，來提供再生能源業者長期穩定的投資環境，業者的「法定獲利保障」就是FIT。而當然業者可以將FIT透過某種分紅模式，與其他人共享，如租金、因融資而與銀行分享等，但原則上，這些分享的決定權，應以再生能源業者本身之私人意願為依歸。這FIT的獲利本身，並非國家公權力可片面支配者。
然而，在綠能屋頂內規下，國家公權力卻大舉入侵，更動了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商業模式。而這樣的新商業模式，看似乃自願，但問題就出現了，內規創造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來跟既有合法的模式競爭。
原本屋頂所有者只能享有租金，而租金是私法自治，但未來若參與業者不走這一套模式，可能民眾就會主張：「業者，你的租金怎麼好像比這一個內規的市場行情低。」而業者來跟地方政府跑程序時，地方政府可能也會說：「業者，你怎麼故意走這種沒有回饋的模式，我有點為難耶？」
而這一套商業模式走下去，或許有些大業者，可以透過規模經濟，加入這樣的模式，願意犧牲一些個案的獲利，來追求全部獲利的最大化，但負面就是，再生能源發展大財團化的問題。
而犧牲的，一定是中小型的業者。這是否符合鼓勵產權多元化與分散型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初衷，不無疑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初衷，僅透過介入「躉購價格」來達到推動再生能源之目的，現在卻透過內規，呈現出私法自治秩序的破壞！
而也跟離岸風電的推動架構非常類似，國家公權力透過違法違憲的「行政規則＋行政契約」建立遴選競標制度，影響業者的開發權益；在太陽光電，也是一錯再錯地，採取類似的架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不限量不限價的FIT，被政府內規，做了價量的調整，被架空了。
這不是違法違憲，什麼是違法違憲？是否懸崖勒馬？考驗著執政當局的智慧！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