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的綱領由「放眼世界、關心祖國、建設民主香港、爭取同學權益」，也改為了「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同學權益」。
因為對中國路線的理念衝突，學聯在八九年之後變賣了下屬的「學聯旅遊」公司(那筆錢用來買了學聯新辦公室)。當年的國慶節，三個學生代表受邀參與新華社慶祝會，他們穿著寫滿字的衣服做了一場憤怒的抗議。那之後，學聯與中國官方的聯繫徹底斬斷了。
從一九九零年開始的每年維園燭光紀念晚會，有一個固定環節，由當屆學聯秘書長發言。六四事件是學聯人繞不過去的情結，近年來隨著本土分離主義的興起，一些年輕人也開始杯葛維園六四集會，但從未動搖學聯的積極參與。只是在今年，周永康想讓他的發言變得略有不同，「六四要跟政改扣連在一起，談到六四的抗爭精神不能只空口講，要有些實質的行動」。
二零一四年的六月四日，在維園搭起的高台上，面對十八萬參與紀念的市民，周永康將當年的那場佔領與今日香港聯繫起來，「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八九年一樣，聚合力量對抗高牆」。
在七月一日當晚，在民陣組織遊行的終點，遮打道上搭起的台下，周永康哭了。
他收到了身在海外的父親給他發的一封電郵。信中寫道：「行動中你可能無法達到最終目標，但要明白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最後，希望你能安全回來。」他和陳樹暉聊起電郵內容，慢慢地哭起來。
他是聚光燈下的人，他的一舉一動被媒體密切注視著。後來的報道多把他的哭泣解讀為一種溫情流露，但在對亞洲週刊回憶時，周永康說，那一刻他的主要感受是悲哀。「在這個城市裏居住了幾十年的那些人，他們去哪裏了？政黨現在在幹什麼？政黨不該退得這麼後。」
學界的另一股力量學民思潮分開行動，留守特首辦，由於不會堵塞街道，法律定性與學聯的預演佔中並不相同。而在中環的遮打道上，一旦警方批准時間凌晨過後，非法的佔領即發生。三位政黨領袖，民主黨的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人和街工的梁耀忠，已決定加入學生，僅以個人而非黨派名義。
當晚，不同年代的「老鬼」都來了，一九八九年的學聯秘書長陶君行也來了。他們依次上台，發表感言。周永康感到，「學聯的活歷史再現眼前。傳承也許就是以這樣子的姿態出現」。
戴耀廷的謹慎講話
戴耀廷是最後的演講者。那時的他處在一個窘迫的位置上。香港人剛剛經歷了一場士氣振奮的遊行——民陣後來宣布的數字是五十一萬，與警方和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宣布的數字相距甚遠，這或許有虛張聲勢的成分，但不可否認這是最近十年來人數最多的一場遊行。戴耀廷事先寫好了講稿，但他仍擔心措辭的處理不當，釋放出錯誤的信號，變成對佔領的鼓動，「如果我們號召，規模會大很多」。佔中三子尊重學生的選擇，但早已決定不會留下和學生一同佔領，他也擔心一旦上台，激動的人群會挽留到他守住最後一刻，他難以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