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並不認同學聯的激進主張，他甚至長期退出學聯每週的例會。而他在校內事務的處理上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一千多名港大學生在該校的中山廣場發動抗議，用「赤化」一詞形容陳冠康，事後看來，無論那位前任學生會會長做了什麼出格之舉——遺憾的是媒體的報道沒有充分給予他回應的機會，這種描述都超越了某種邊界。但群情激憤的學生們自動定義了這場抗議的正義性，他們稱其為「中山起義」。
周永康是「中山起義」的積極參與者，他時任校刊《學苑》的副主編，《學苑》正是抨擊陳冠康的主要陣地。回頭看來，這一役像是投名狀。「我們都打聽過周永康的背景，因為打陳冠康，《學苑》是最厲害的，那我們就知道他是好人。」陳樹暉說。後來，他們發現周永康更特別之處：「開會他談話不多，但是他每一次都是談到重點，都會戳中你。」
香港學運在二零零零年後一度陷入低潮，從一九九九年之後的八年時光裏，學聯只產生了一屆執行具體事務功能的秘書處，其他時候都是空缺。但從二零零七年起，秘書處再未斷屆，特別是近幾年來，學生運動愈發活躍，葵青貨櫃碼頭罷工、反國民教育，學聯領袖們都衝到了最前線。這些變化與社交媒體流行，以及社會整體情緒相關，包括對地產霸權的反感、對香港未來的不安……以及最重要的，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與警惕。
六四後與北京決裂
八十年代的香港學聯扮演的是「忠實的反對派」的角色，與中國政府存在政見分歧，但仍然保持著良好的互動。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的「上莊」典禮，新華社香港分社（相當於現在的中聯辦）必有官員到賀，新華社還會組織「遊船河」等活動以聯絡感情。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時，學界代表也加入了。盧荻是一九八五年中文大學學生報的總編輯，他記得在報社內部討論時，有人使用「中共」這個詞，還遭到了批評，指出這是台灣用法，「試圖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的一些光榮歷史。」而當談到中國的一黨專政，有些人認為：「不應該孤立地看這問題。」
轉變發生在一九八九年，過往建立的一切，都倒塌了。六月四日晚上，香港學聯的骨幹們聚集在旺角的學聯辦公室裏，流著淚看著電視直播，一夜未眠。這些人中，包括當年的學聯秘書長陶君行，和一年之後成為秘書長的蔡耀昌。他們後來的事業與政治緊密相關。蔡耀昌目前是香港支聯會的副主席，這個組織以平反六四為宗旨，從一九九零年起，每年六月四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紀念晚會；陶君行曾是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民連的主席。
「中國民主基金」在當年五月由學聯設立，意在向香港市民籌款支援北京學生運動。學聯託管著「中國民主基金」，擁有簽字批准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