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印度公司在屬於「政治之海」的東亞海域，則遵循這片海域的規則從事貿易活動。他們展現出來的行為，與在印度洋海域及東南亞截然不同，不會強行把自己的理論與商業習慣強行加諸於當地人身上。至少歐洲東印度公司直到十八世紀末為止，都不是東亞海域的主導者。中國、日本政權、華商以及船員，才是推動這片海域歷史的主角。
十七世紀前半，中國與日本、馬尼拉、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往來繁盛。在日本及馬尼拉方面，主要以本地產的生絲換取白銀；在東南亞方面，則是以本地產的商品，換取香料及染料。本書的第三章已經詳細介過其中的貿易結構與實際情況，從結構圖可以看出，在一六三○年代到八○年代之間，原本順利的貿易活動陷入極度萎縮。因為這段時期，中國發生了明帝國滅亡與清帝國興起的重大事件，之後的東亞海域，就成了擁立明帝國皇子對抗清帝國的鄭氏海上勢力，與清帝國之間展開激烈鬥爭的舞台。
以下將說明這場在東亞海域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爭鬥。打下鄭氏海上勢力基礎的，是在一六二五年之後，活躍於東亞海域的鄭芝龍。鄭芝龍出身於福建泉州近郊，在以平戶為據點的同鄉華人海商李旦的手下工作，並且獲得李旦的信任。李旦死後，鄭芝龍繼承其資產，過沒多久就發展成在東亞海域一帶呼風喚雨的一大軍事勢力。李旦與鄭芝龍主要從事日中貿易活動，但也不時做出掠奪敵對船隻的海盜行為。鄭芝龍在一六二八年占領廈門，並以此根據地。明帝國則授予他官職，對他採取懷柔政策。此時的鄭芝龍手中掌管的船隻已經達到七百艘。
此後，航行東海的船隻如果沒有事先向鄭氏勢力繳納規定的金額，取得稱為「照牌」的航行証明書，就無法安全航行。如果船隻未持有照牌，或是持有的照牌超過一年的有效期限，就會遭到追捕並沒收船貨，船員也會遭逮捕。鄭氏勢力利用武力保障航海安全，並向船隻收取通行稅的制度，可以說是東亞海域的創舉。其靈感或許來自於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西海域發行的海上通行證――卡特茲（cartaz）的靈感。無論如何，鄭芝龍在東亞海域建立了實質上的「海上帝國」。
一六四四年明帝國滅亡後，鄭芝龍歸順清帝國，不過芝龍在平戶與日本女性田川松所生下的兒子鄭成功，則選擇了不同於父親的對抗清政權之路。鄭成功的目標是擁立明帝國的皇子，建立自己的海上帝國。清帝國對於鄭成功勢力侵擾從浙江、福建到廣東沿岸的行為感到棘手，於是在一六五六年頒布海禁令，禁止沿海的船隻出航，一六六一年更發布從海岸線起算三十里（十五公里）以內的居民，必須遷移到內陸的遷界令。這項命令的目的是為了使沿岸無人化，藉此切斷鄭氏勢力與沿海居民的接觸。
清帝國的強硬手段使得鄭成功被迫切斷與大陸沿岸連結。鄭成功只好捨棄廈門，與二萬五千名士兵一同移往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在台灣建立了兩個要塞與商館，但鄭成功的軍隊在一六六二年攻下這兩個要塞，迫使荷蘭人從台灣撤離。不久之後鄭成功過世，清帝國終於在大約二十年後的一六八三年，成功地壓制鄭氏政權。這個從十六世紀後期倭寇時代以來，活躍於東亞海域並擁有強大的軍事力與自律的海上政治勢力，就此失去蹤跡。
十八世紀的東亞海域――和平的清帝國
鄭氏政權滅亡隔年，一六八四年清帝國發布展海令，允許民間船隻出海進行海外貿易，同時允許外國商船前往中國。清帝國為了民間貿易開放廣州、廈門、寧波等五個港口，設立海關，恢復東亞海域的秩序。剛結束五十年動亂的這片海域，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風景。
首先，德川政權在一六三○年代之後，不顧反對施行了「鎖國」政策，使得原本除了中國大陸沿岸以外，東亞海域隨處可見的日本朱印船消失了蹤影。日本的白銀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大量輸出，被日本驅逐出境的葡萄牙人在海上的活動規模縮小，只剩下澳門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活動。前往馬尼拉的中國船數量減半，這也使得流入中國的白銀量減少。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定期派遣船隻前往長崎，不過貿易量也有明顯縮小的傾向。另一方面，荷蘭也不再派遣船隻前往中國，改與前往巴達維亞的華人商船進行交易。
換句話說，一六三○年代以前的貿易熱潮消退了，像鄭氏這類以熱潮為背景累積政治力、軍事力的「海上帝國」也消滅了。從此以後，民間商人基本上允許在清帝國認可的港鎮自由從事買賣，而華人海商出海進行貿易的限制也解除。多數華商順應這樣的變化，在清帝國所帶來的和平，與清帝國所追求的秩序下，再度頻繁地前往日本、馬尼拉以及東南亞，在東亞海域從事貿易活動。
不過，華商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因為德川政權採取的貿易量限制政策而有所侷限，因此十八世紀前半，華商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量大增。華商甚至移居東南亞各地，與本國的親戚、夥伴合作從事貿易活動。此外也有不少華商前往巴達維亞，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和當地的華人社群進行貿易。
到了十八世紀，直接前往中國的歐洲船增多，尤其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馬德拉斯民間貿易業者準備的商船，陸續前往廣州、廈門，以及寧波，直接採購茶葉、陶磁器等商品。隨著茶葉在歐洲的需求性增高，前往中國的歐洲船大增。法國東印度公司更是透過在清帝國宮廷具有影響力的傳教士協助，在廣州開設商館，並派遣商館員常駐，致力於從事對中貿易活動。
荷蘭東印度公司原本透過前來巴達維亞的華商購買茶葉，但他們擔心一級品落入英國、法國東印度公司，以及新興的奥斯坦德東印度公司（短暫存在於一七二○年代到一七三○年代初）手中，於是在母國「十七紳士」的決議下，於一七二八年之後直接從荷蘭派遣船隻前往廣州。但與華商直接交易往來的巴達維亞評議會未必贊同這項措施，因此到了一七五六年，公司在「十七紳士」中成立了「中國委員會」，改由該委員會負責中國貿易。雖然先前說明過荷蘭東印度公司衰退的原因，不過母國的「十七紳士」與巴達維亞評議會之間的不和，確實也對公司的經營帶來負面的影響。
一七五七年，清帝國把歐洲船的貿易活動侷限於廣州一港，並且在一七五九年制定了「防範外夷規條」。自此以後到一八四○年代鴉片戰爭結束為止，清帝國就對其沿岸的歐洲船，展開了所謂的「廣東體制」貿易管理體制。這項體制規定，歐洲人（一七八四年以後包含美國船在內）在貿易期間，只能停留於廣州珠江沿岸的外國人專用區，一旦交易活動結束就必須返回澳門，等待下一次貿易季節的到來。除此之外，歐洲人在廣州也只能與被稱為「十三行」的特權商人進行交易，嚴禁離開與十三行商人的會面區進入廣州城。通譯員由中國方面提供，歐洲人不可雇用當地居民作為通譯員。
村尾進的研究指出，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隔離與排除基督宗教的傳教士，這一點與一世紀以前長崎施行的荷蘭人管理方法如出一轍。前面也提過，當時東亞海域周邊各國，認為基督宗教具有顛覆本國世界觀與社會秩序的危險性。
雖然有廣東體制，不過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歐洲和美國船的貿易量仍不斷地擴大。但至少當時的貿易主導權仍舊掌握在清帝國手上。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人的民間貿易業者，為此策動英國政府向清帝國要求限制更少的貿易規定、取得作為英國據點的島嶼，以及在北京設置英國大使館等等。英國國王於是在一七九三年，派出由前馬德拉斯總督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擔任大使的使節團，前往清帝國向乾隆皇帝請願。但這些要求全數遭到拒絕，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人在往後的五十年裡，仍舊必須遵從「政治之海」的東亞海域秩序。
東亞海域──日本的自立
一六四○年代發生的明帝國瓦解與清帝國崛起，對日本的德川政權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明帝國一直都是代表東亞世界秩序中心的「中華」，而滿洲人則被視為「蠻夷」，德川政權把由蠻夷建立的清帝國取代明帝國成為中國之主的事件，視為「華夷變態」，這對此後日本的對外政策與外國認識帶來了不可忽略的影響。透過朱印船貿易也可看出，德川政權試圖脫離以明帝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逐漸摸索、建構出另一種以自己為中心的廣域秩序，其中「華夷變態」確立了其方向性。因為建立清帝國的滿洲人原本就是「蠻夷」，所以無論在實際上，還是理念上，日本都沒有必要遵循他們的秩序，或是向他們朝貢。
雖然日本沒有與清帝國建立官方關係，不過清帝國領內生產的生絲與絲織品，卻是日本列島的人想要取得的商品。德川政權採用「鎖國」政策明確界定自己管理的人民與領域，但也不忘透過「四個對外口」把包括生絲在內的中國商品輸入日本。這四個對外口分別是長崎的唐船及荷蘭船的民間貿易、日本與朝鮮及琉球兩國之間的貿易，以及與北方愛奴之間的間接貿易。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德川政權透過這些窗口輸入大量的生絲和絲織品。一六三○年代的生絲進口量，一年高達一百八十～二百四十噸。如果製成和服的話，大約是十三～十八萬件。日本之所以能夠進口如此大量的生絲，代表當時的社會經濟富裕，足以追求奢侈的絲織品。再者，生絲主要作為原料進口，再由國內的織品業者進行染織等加工。尤其京都有許多技術高超的工匠，並生產出以西陣織為代表的高級織品。
日本最初透過白銀的出口以換購生絲與絲織品。取得生絲雖然重要，不過德川政權也十分擔心白銀大量流出海外。因為白銀已經成為擴大國內商品流通時重要的支付手段。因此，從一六七○年代開始，銅的出口開始取代白銀。而德川政權也在同一時期開始採取限制商品進口額的管制政策，盡其所能抑制金銀銅等貴金屬的外流。
加上一六八四年清帝國發布展海令後，大量的唐船一舉前來日本進行貿易造成混亂，使得德川政權更進一步地強化管制措施。一七一五年新井白石制定了正德新例，這是一項比目前為止的貿易管制措施都更加強化的貿易限制政策。正德新例中規定，每年前往長崎的唐船數限定在三十艘以內，荷蘭船則是兩艘以內；唐船的貿易額最多白銀六千貫目，荷蘭船則是三千貫目；唐船最多只能出口銅三百萬斤，荷蘭船則是一百五十萬斤。這項貿易限制體制持續到幕末，而且貿易額也不斷地縮減。
＊作者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長伊斯蘭史、全球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