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林林總總的成癮類別來看，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有某種行為、對某種物質或理念產生某種程度的成癮。但平平是成癮，在社會的場域分類中，有些成癮行為不但不被譴責，反而可能成為被讚賞的對象。如粉絲的偶像崇拜、健身或收藏成癮等。例如加拿大研究成癮的心理學家Gabor Mate就自我坦白，她的母親歷經納粹集中營的劫後餘生，這個創傷經驗，使得她無法正常養育孩子。Mate的童年時期受母親的忽視而造成傷痛的記憶。從此，他發展出了一種能夠安全自己的成癮行為。那就是，瘋狂地蒐集古典音樂唱片。而這個成癮的收集癖，使他經常忽視自己的太太和子女。然而，有趣的事，儘管這個成癮行為對自己的家庭關係疏離造成傷害，但它卻不犯法，甚至被社會讚賞為一種高尚的藝術鑑賞行為。
但有些成癮行為和行為所依賴的精神刺激物，卻會受到社會天差地別的待遇，而與犯罪或疾病畫上等號。罪刑化是一種對待成癮的方式，但其效果非常有限，且常助長黑市的更加強化，和成癮者因犯罪汙名而承受惡性循環的社會排除，從而導致成癮繼續成為唯一的選擇。有人會說，罪刑化效果有限，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改用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方式來改善成癮問題呢？我的答案是，yes and no! 從除罪化的角度來看，醫療化是有正面意義的，而且對於某些生理性的成癮，它確實可能具有化學意義上的減緩。但是，醫療化的基本預設仍然是個人化歸因。認為成癮問題是個人的大腦結構或神經連結出了問題。這樣的歸因有很大的盲點。因為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上，醫療化忽略了社會結構性條件對所謂個人生理條件的作用。人類學家或許多社會學家都注意到了，許多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的原住民部落，在殖民者尚未進入之前，儘管部落中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成癮卻從來不曾發生。即便部落中的諸多儀式可能流行使用古柯鹼或其他精神刺激物。但當殖民者強加一套權力管制系統在原住民部落，導致傳統解組或認同崩解，或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了持具個人主義的價值觀，讓原住民部落原有的社會網絡碎片化。這樣的social disorganization，構成了一個很大的Lack，一個無底深淵，這時，對於某種精神刺激物，產生強迫性的依賴，就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原因恐怕比個人的生理性、心理性病因更具有解釋力。但是，我們若把大量的金錢和論述都花在反毒宣傳、監獄管理或醫療監理上，而忽略了社會結構的巨大破洞才是最主要的關鍵，那麼反毒或減害就可能一直徒勞無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