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機遇何在?《郭鶴年自傳》書摘(一)

2019-10-13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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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終於與中國旅遊局簽署了在上海興建一座酒店的協議。我安排了一家總部在夏威夷的公司來設計這家有 1,300 房的大型酒店。由於需求殷切,我們必須快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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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上海市政府來跟我說:「你必須借給我們 5,000 萬美元,因為酒店周邊的基礎設施不足。我們需要改善基礎設施,以保障水電的供應和垃圾處理,但我們目前資金短缺。」

如果他們要的只是一筆一次性的 5,000 萬美元貸款,我也許會被說服。但任何一個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上海經歷過連串的外國管轄,有英租界、法租界和日本佔領區;因此,路面下的基礎設施並不銜接。如果維修期間再出現問題,5,000 萬美元變成 2億美元怎麼辦?他們是如何計算出 5,000 萬美元這個數字的?某個水管或電纜到哪裏算是盡頭?我恐怕只會沒完沒了。但上海的主管們明確說,除非我提供貸款,否則就不會獲批蓋建酒店。

我於是告訴他們:「對不起,我無法作出這個承諾。」雖然他們承認是他們違反了約定,但我沒有追究。那是一個寶貴的教訓。我支付了所有開銷,補償了建築師,一切尚算能處理妥當。

幾年後,大約是 1982 年,我帶一批朋友去上海。當時的市長汪道涵請我在昔日的法國俱樂部共進早餐。我剛一坐下,汪市長就開始為上海毀約的事道歉。我說:「市長先生,不用道歉。這對我是小事,成本微不足道。您這樣重要的人物出面對我說這些,真讓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1977 年到 1981 年間,我在中國的經歷讓我深受打擊。每當我覺得勝券在握時,卻又會再次碰壁。中國亟待發展,亟需外商投資,但與我打交道的人都擺出各種架子。我遇到了大量三流的政府官員。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不能責怪他們。那時正值改革初期,只有真正非凡的人物才能夠打破常規去嘗試新事物。

有一天,我新加坡好友何瑤焜來找我,說:「你知道,我幫你找來了一樁好生意。杭州有一家頗為雅致但年久失修的酒店需要裝修、翻新。許多前往北京或上海的國家元首也會被安排在那裏住一兩天,欣賞一下西湖美麗的景色。」他指的是著名的杭州飯店,酒店俯瞰西湖,位置得天獨厚。

於是我便飛去杭州,這是中國最知名的旅遊度假勝地之一。

我與當地主管官員見面,終於成功在中國開始我首個酒店項目。我簽署了翻新酒店合同,投入 2,000 萬美元現金,取得 43% 或44% 酒店股份。那是 1982 年,我覺得投入 2,000 萬美元是一個頗大犧牲,因為我要是將這筆錢投資當時正興旺的香港房地產市場,可以快錢賺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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