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原本殷墟博物館被地方居民寄予厚望，期盼以文化觀光魅力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不料對一般遊客而言，因為不懂考古，往往不知在殷墟可以看什麼，加上週邊建設質量也不佳，使得觀光效益不如預期。
我們就是坐在金山上要飯的乞丐！
這是當地居民最深刻也最沉痛的自嘲。史料豐富又如何？名聲響亮又如何？對當地居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之重。「遺產保護」變成限制發展的沉重枷鎖。當全世界把聚光燈集中在殷墟崇高的文化地位、學術價值時，暗處瑟縮嘆息的居民，乏人問津。
王舒俐前往河南安陽，原本並不是要記錄這些。最初，她前往殷墟是想進行「博物館民族誌」的研究，探討世界文化遺產地生成的過程，以及博物館對於知識的呈現。
「但看到那些當地居民的掙扎與無奈，無法坐視不管啊！覺得這些才是更需要被記錄的事情。」王舒俐心中有一股屬於人類學家的正義感。
於是她的研究焦點，變成用田野觀察探討「地方營造」的建構過程中，各方價值的角力。在中國大陸，官方掌控了遺產地的價值詮釋權，因此會放大「公領域」的角色，缺乏多元觀點的折衝。王舒俐希望用小小燈火，映照出該地村落實景，或許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政策的縮影。
在文物保存上的難處，臺灣的情況又是如何？
相較於中國大陸，臺灣擁有更多元的價值折衝空間，但我們也有屬於自己的難題，就是「認同」 (identity)。
從殖民走到威權，再走到藍綠輪替的民主政黨政治，臺灣民眾的認同其實是多元且複雜的，這也體現在「遺產價值」的認定上。比方說，兩蔣時代較重視中原華夏文化，近年來日本殖民時代或原住民文物的重要性又漸漸抬頭，然後兩蔣時代許多的「遺產地」變成了「負面遺產」。
「文化遺產」的概念是流動的，也是一個製造（in the making）的過程，很可能一次政黨輪替，定義就發生了微妙的質變。
其次，在當代都市發展與經濟開發的脈絡下，我們可能遇到的不是「保護遺產」而犧牲周邊居民的利益；相反的，反而是許多古蹟、遺產地都賣給了「建商」，或一夜之間火災消失了。
這不僅要靠地方保護意識的加強，更需要完整的體制與政策，文化資產是公共財，我們不能把保護的重擔放在個人身上，但是目前文資法沒有給予古蹟或遺產擁有者很好的利基，去做古蹟保存。
如何掌握文化遺產保存的關鍵？
臺灣的古蹟，保存到後來，幾乎都變成咖啡店了。為什麼？
因為臺灣也好、中國大陸也罷，在文化保存工作上，都太注重表象的「樣版」。不管是有形的建築、文物，或是無形的儀式、歌謠等，一旦被定為「遺跡」，就彷彿被製作成了「標本」，表面栩栩如生，內在卻已經死去。
文化遺產之所以有意義，是被當代人「賦予」的。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這份脈絡、在於人和文化資產間的「關係」。
我們應該要保護的是這份「關係」，而不是那些變成樣板與標本的文物、古蹟、遺址。
只有認真去反思當代人與遺產間的關係，才能掌握文化資產保存的精髓，進而做出最佳的決策。
對於有志從事田野調查的人們，有何建議？
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同理心，才能挖掘到隱藏在身邊的線索，也才能用感同身受的方式與當地人相處。
我本來想成為博物館學者，但是過程中因為好奇於田野地的世界，看見那些努力生活的人們、執志於考古發掘的前輩、為遺產保護而付出的人，激發我想要寫下這個地方的故事，最初的出發點很簡單。
大量觀察、大量記錄，很多研究者的確會遇到難以聚焦的困境。但不用氣餒，田野研究有時候並不是在「找出」某個答案，有時候，記錄下你的觀察，這件事本身就是價值所在。
文／黃楷元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標題：文化遺產的美麗與哀愁）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