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在國際性音樂大賽、運動會大放異彩，或成為頂尖舞團、樂團的重要角色，皆能讓國人引以為傲。這天早上翻閱報紙，看到王震緒以長篇小說《流》獲得直木賞的消息，很為老友王孝廉高興，也以他們為榮。
直木賞為紀念日本作家直木三十五而設置的文學獎，與紀念芥川龍之介的芥川賞齊名，是由《文藝春秋》創辦人菊池寬發起，於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設立。一百萬日幣的金額雖不高（大藪春彥賞獎金五百萬日幣），卻是廣受日本國內外矚目的文學獎項。七月十六日晚上，日本文學振興會評選委員會公布直木賞、芥川賞得獎名單，王震緒繼邱永漢（1956）、陳舜臣（1968）後，成為第三位榮獲直木賞的台灣人。
文學創作以文字及其背後文化意涵為主，相對肢體、動作、樂器演奏項目，要獲得外國重要大獎，實屬不易。王震緒能夠獲得大獎，除了個人天賦與努力，也與生活背景息息相關，他寫作上的才能無疑來自父親的遺傳，這次得大獎，國內的中央社與幾家報紙也皆有報導，但只有一家平面媒體指出震緒的父親是旅日著名學者王孝廉。
孝廉年輕時代即已文名（筆名王璇）遠播，寫詩、小說、散文，文采吸引一九七○、八○年代的文藝青年。孝廉大學唸東海中文系，畢業後回「母校」彰化高中教了一年書，隨即到日本廣島大學留學，專攻神話，並以此揚名學術界，代表作是《中國的神話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及信仰》。
祖籍山東的孝廉，五歲隨父來台，長時間住在台中大肚，從小鱸鰻鱸鰻，豪爽講義氣，有話直說，好惡分明。他很會自我消遣，常說其父在國共內戰時當「土匪」、打游擊，來台後這項「戰功」不被國民黨承認，沒有被安排住在眷村，得靠勞力養家活口，做的是布匹買賣，也開了小型紡織廠，因為生意關係與底層社會往來密切。台語講得非常道地，國語也不怎麼標準，他說自己既不是高貴的外省人，亦非曾受殖民者眷顧的高貴台灣人，是跟在地底層沒兩樣的外省人。他的外型略帶粗獷，但作品風格纖細、浪漫，也帶點唯美，七○年代中刊於中時人間副刊的詩作〈魚問〉傳頌一時：
魚說：只因為我生活在水中
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
……
之三
…… 如果你我只是
並排而不能連理的兩棵樹
如果你我只是
同一水中游向不同方向的兩隻魚
請不要把你的手伸向我
請不要問我的眼中有沒有淚
魚說：誰叫我是水中的魚呢？
震緒的《流》一開頭，便引用孝廉這首文青時代的詩作，象徵寫作傳承自父親。孝廉常說〈魚問〉是少年時黑白寫寫的，「我兒子卻認為這首詩寫得很好！」雖然震緒小學就寫過童話，但孝廉從未想過兒子會克紹箕裘，成為大作家，出道之後短短幾年成果豐碩，《逃亡作法》獲得第一屆「這了不起的推理小說！」銀獎及讀者獎（2002）；《路傍》獲得第十一屆大藪春彥獎（2009），還出版過幾部廣受青少年歡迎的輕小說，並編寫《火影忍者疾風傳》電影系列《火影忍者劇場版血獄》的劇本。
孝廉對近年台灣的新世代小說少有接觸，不太了解，直覺太重文字雕琢。兒子得大獎，孝廉說不意外，因為兒子寫的小說情節流暢，結構清晰，懸念設計拿捏得宜，而且日語運用自如。孝廉認為小說最重要的是讓讀者舒服，什麼小說讓他讀起來舒服？他內舉不避親，《流》就讓他讀起來「舒服」。
震緒五歲從台北來福岡，與正在廣島大學攻讀博士的孝廉一起生活，唸幼稚園、小學，而後回台灣，九歲再到福岡，長大後在其父任教的西南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並步母親後塵，在大學教中文。他的外型酷似父親，一樣瀟灑，不修邊幅，領完直木賞的記者會，就穿著T恤牛仔褲上場。孝廉喜歡與好朋友喝酒，喝得微醺時散發著赤子之心，優雅的神態頗有許常惠的韻味，但「餘興節目」比許老師單純許多。孝廉說兒子酒量比他好，大概跟寫作一樣，從小耳濡目染的結果，而且同樣是青出於藍。孝廉調侃自己因為做研究、寫論文，分散了創作力，寫不好小說，兒子只專注創作，別的不會，反而能把小說寫好。
孝廉年輕時代對老兵的關心常表現在作品之中，他的《春帆依舊在》寫馬關條約簽訂及中日台的歷史糾葛，王家三代在中國—台灣—日本漂流，似乎就是這段大歷史的縮影。震緒筆名東山彰良含有緬懷祖籍山東與父親曾讀書、教書的彰化之意，也跟父親一樣，對三代漂流有深刻的體會。他在二○一一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曾提到「小時候我經常往返台灣及日本，台灣人把我當成日本人，日本人還是把我當成外國人，讓我很不自在，不過這樣的認同危機也直接影響我的創作。」
為了寫作《流》，震緒多次採訪父親，書中主角在台經歷也以父親為原型。孝廉說兒子把他的舊相本重新整理，加上創造力，成為自己的故事。這部小說描述一名十七歲少年探索祖父死亡之謎，內容涉及國共內戰和台灣的戰後歷史，第一章祖父和蔣介石之死，即以蔣公過世，台灣一片慘淒，野哭巷祭講起。第二章寫高中退學，這是孝廉唸彰化高中二年級時因幫同學當槍手，以致被退學的真實寫照。《流》的故事大半是真實的，根據《產經新聞》報導，擔任評審委員的北方謙三指出，這本書「立足於台灣的複雜之上，描繪出血色與汗味的光熱青春，是二十年一見的傑作，若在直木賞而言，說四十年一見也不為過」。
歷史書寫長期被政治制約，將事件封在堅固的框架之中，也就是新歷史主義所謂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流》的中日台跨域書寫，讓人聯想近年流行的新歷史主義與歷史/文學的議題。後現代主義風潮中，歷史不再為高舉「解構」旗幟的意識形態左右，從大寫單數歷史（History）碎裂為小寫複數的歷史/故事（histories），成為解構大歷史後重新建構歷史的素材。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當代歷史書寫最重要的背景、場景之一，二○一五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意義重大。去年澳洲作家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榮獲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得獎作品《通往遙遠北方的窄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係以二戰為背景，震緒的《流》加上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陳團英的《夕霧花園》（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以及吳明益最新小說《單車失竊記》，雖然彼此的空間場景、中心思想、美學策略不盡相同，然皆勾勒出歷史空間的個人生命軌跡，以及家族生活圖像的記憶敘事。
文學創作是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之一，而歷史洪流的波瀾壯闊也是個人情感的涓涓細流。悲情愈少，創作性愈高，寫出來的詩篇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這大概就是王孝廉這位「讀者」讀兒子小說所謂的「舒服」吧！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