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國放鬆國家控制，也改善經濟上的不當管理，這都只是相對可行的手段；經濟的深層結構扭曲和經濟體系的嚴重功能失調，仍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持續存在。這方面的一個例證，是在尋求權力和掠奪財富的國家控制頑強且不斷擴展的狀況下，中國扭曲怪異的金融行業。「九龍治水」（或廚房裡的廚師太多）一說，似乎充分描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金融系統的方式：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命所有主要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是銀行和其他「合法」金融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其複雜混亂的產權安排只是在笨拙地模擬一個「持股」結構；中國人民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中央銀行）持有主要的貨幣權力，是所謂「央媽」，但只是馴服地傳達中共的指令；而同樣省部級別的官僚機構銀行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則無休止地爭奪對金融貨幣事務的管理權和人事權。這些貪得無厭的控制和汲取的欲望，持續不斷的地盤爭奪和繁文縟節，政治化的安排任命和行為，以及掌權者的無能和腐敗，使得完全由國家壟斷的中國金融系統變得異常混亂且功能失調。《經濟學人》指出，中國證券市場的「許多怪異之處和功能失調」使其「成為世界上將投資者與其財富分離的最佳手段之一（⋯⋯並且）一直是亞洲表現最差的證券市場之一」。事實上，中國證券交易場所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巨大的國有賭場，進行財富汲取和金融操縱，進而促使國家、國有企業和少數內部人士致富。
儘管顯然是一個不完美的指標，股市還是可以顯示經濟的穩定和增長。2007年到2008年，中國股市市值縮水了三分之二。2015年至2016年，儘管習近平親自指揮了驚慌失措的大規模國家干預，包括逮捕不聽從政府命令買賣的經紀人，但中國股市還是又一次急遽下滑至減半。此後，中國股市一直表現平平。主要指數上海證券交易所綜合股價指數（SEE，創建於1991年）在2007年10月升到6,000點左右的歷史高位，在2015年年中達到5,100點左右的第二高點；但暴跌之後，多年來始終停留在3,000點左右，大約是20年前達到的水平，不到15年前歷史最高水平的一半（而中國名義上的GDP在20多年裡幾乎翻了四倍）。相比之下，美國的道瓊工業指數雖然也有波動，但一直在增長並創下新高，在過去15年內市值翻為兩倍多（而美國GDP只增長48%多一點）。自1990年代初以來，規模較小的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表現基本持平。2021年，或許是為了改造中國資本市場，以促進經濟增長或重新分配內部資本流動以更好地控制，習近平親自下令在中國開設第三家證券交易所，即北京證券交易所。
中國股市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如此微弱，有可能是因為股市發育不全，顯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缺乏功能正常（更不用說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或者，也可能是是股市被徹底操縱，這是該威權國家經濟被嚴重扭曲的信號—即使國家嚴格控制資本輸出，還是嚇跑了中國投資者；又或二者兼而有之。還有另外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是中國的GDP增長是所謂的財富中性（wealth-neutral）、甚至財富消滅性（wealthdestructive）的經濟增長，因此創造的新財富很少；另一則是政府一直在假造並誇大其經濟數據，或二者也兼而有之。
在經濟改革開始40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私有產權（尤其是土地權）仍然界定不清、嚴重扭曲，而且往往根本就是付之闕如，直接阻礙了高效和創新的經濟。根據中國經濟學家的說法，世界上仍然拒絕授予人民私有土地所有權的國家只有9個：「玻利維亞、中國、古巴、北韓、越南和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是些落後國家。」而其中，越南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頒行「50年至永久」的土地使用證，實行了事實上的土地產權私有化。銀行業等關鍵行業大多由國家「代表人民」壟斷。因此，2008年歐盟委員會的一項評估認為中國未能達到歐盟為市場經濟設定的5項標準中的4項，而在2014年，美國國會一機構結論道：「中國目前還不是市場經濟體，也未走在不久後成為市場經濟體的道路上。」如前所述，世界上許多政府也同意這一點。2020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產權的壟斷，宣布「所有公共數碼數據均為新型國有財產」。2021年，按照其壟斷和隱瞞信息的傳統，中共開始禁止中國的連網自動駕駛汽車將收集的任何數碼數據，傳輸到其母公司或在國外的主伺服器。
想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本質，以及其效率低下和缺乏創新的結構性原因，還有另一種方法是審視其遭政治扭曲的國內金融市場，例如其難以捉摸的借貸利率。由於銀行業基本上由該黨國所有並嚴格控制（私人銀行家可能會面臨死刑），中國的利率無法反映資本的供求，也不能促進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中國人民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高儲蓄率，但由於三個原因，他們的儲蓄最後只會得到非常低的回報、甚至是淨虧損，而這三個原因都是由黨國造成的。第一，完全失靈的證券市場（如前所示）系統性地削弱了中國的國內資本市場。第二，銀行業被國家嚴厲壟斷，幾乎沒有給中國金融人才留下施展資本主義魔力的空間；他們只能引導資金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務，例如在全國各地製造和維持巨大的經濟泡沫（下文將對此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第三，中國的缺乏法治，使得合同執行和社會信用—對資本主義運作至關重要—過於昂貴乃至缺失，從而將無數的投資項目變成了純粹的欺詐和令人震驚的騙局。大量極具創造性、廣泛且大規模詐騙案件中的一例，就是網絡直接借貸（P2P）；此種借貸方式引進自美國，但「不知何故只在中國變成了騙局」。實際上，數額龐大的中國人民的儲蓄，只能存入國有或國家控股銀行。2020年，國家規定的存款利率為0.15％至0.3％（長期存單為1.5％至3.9％），與美國相當。然而，2020 年（可能被低報的）中國通膨率超過5.4％（食品為20.6％），而美國同年的通貨膨脹率為0.3％。
在過去數十年裡，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起了無數次金融「改革」和「現代化運動」，但正如兩位荷蘭學者所總結的：「金融系統改革（和數碼創新）的根本目標不是『自由主義』本身，而是要加強（⋯⋯和）鞏固中共的整體合法性和統治能力。」在無法詳盡列出中國功能失調的金融體系所造成的所有扭曲和浪費的情況下（這項任務顯然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範圍），或許我們可以透過「中共主導」的多層次利率結構，充分說明該黨國導致財富消滅的缺陷。中國人民巨額儲蓄的借貸／投資，大多由政府控制和主導。中國有70％以上的固定資產和80％的政府和銀行貸款，都流向了超低效率的國有企業（SOEs）；這些國有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僅為30％，而且自1997年以來，基本上都沒有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國有企業不僅以最優惠的價格（可能接近、甚至低於零）獲得中國資本的最大分額，而且還享有極其寬鬆的借貸條件和監管。因此，違約不還和註銷壞帳（write-offs）是司空見慣。至於抵押貸款等其他「政策允許」的私人借貸，2020年的利率為4.4％至5％（相較於美國的2.5％至3.5％）。即使股本回報率高出兩倍，非國有企業借款人在克服無數障礙並廣泛行使賄賂以打通關節後，通常會被收取更高、據案例顯示是兩位數的利率。
在201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僅為非國有企業的一半，實際差距可能大上許多，因為國有企業往往壟斷銀行等最賺錢的行業。如果一個新的民營企業變得有利可圖並具有影響力，政府通常會簡單地訴諸武力，包括沒收和判處死刑，將之收為國有，有時還會提出「共同擁有權」（joint ownership）為幌子。用一位中共高級官員（也是金融大亨）的話來說，在中國，成功、有規模或「重要的」民營企業，其實都是「民有、國營、黨管」。在過去20年裡，在煤炭、石油、化工、IT、電子商務和金融等行業裡，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在2020年代，中共直接將數十家大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作為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級「領導幹部」來任命和管理，似乎打算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對中國經濟的壟斷。
對於消費者和小企業來說，借款的主要來源是銀行發行、權利非常有限的信用卡，以及阿里巴巴（支付寶）和京東（白條）等大型網路商家所發行經國家批准的準信用（商店）卡。政府設定的信用卡利率聲稱約為每日0.05％（或每年18.25％）。但實際費率則複雜且高得多，通常隱藏為各種難以理解的「費用」。據案例顯示，在民間借貸中，兩位數、甚至三位數的利率相當普遍，通常是國有企業優先從國有銀行低廉地獲得資金後，再以高利貸出。關於民間借貸在中國運作方式，有一個生動而極具說明性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的裸體借貸（nudityborrowing）：沒有任何資產的人只要用可以完全識別出其身分的裸體色情圖片和視頻作為抵押品，就能以短期的高利貸利率借入少量資金。在2016年曝光的一個此類案例中，數百人—主要是大學生—以每週50％或更高的利率（每年大約2,700％）借入40至1,000美元，其中一個貸方就持有超過10GB極為露骨的圖片視頻檔案作為抵押。在一個擁有世界上最高儲蓄率的國家，損害投資的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股票市場極不正常，金融詐騙氾濫，私人借貸令人毛骨悚然，再加上空前的泡沫，這些都證明了中共統治下的金融系統極為昂貴的功能失調，以及對中國財富巨大且持續的浪費與毀滅。
作者介紹：王飛凌（Fei-Ling Wang）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
已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和《中國的戶口制度》。另發表中英文文章數十篇，部分已被譯為法、義、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BBC、CNN、《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