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批評聯準會資產購買將引發惡性通膨或導致美元「貶值」的指責依然存在，尤其來自政治右派。然而，事實證明，量化寬鬆時期，通膨整體上是過低的、而非過高，正如FOMC多數成員及幕僚所預期的那樣。
如果聯準會的證券購買不會透過銀行準備金的增加來影響經濟，那我們要如何創造想要的刺激效果呢？FOMC多數人的看法是，有效下限限制了短期利率，但沒有限制較長期的利率，較長期利率在2008年底仍遠高於零。（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在10月底高達4%，年底時仍約有2.25%。）可以想像，購買長期公債可以壓低這些證券的殖利率，有助刺激經濟。當我們把這些較長期的公債從市場上買走時，退休基金、保險公司等特別偏好較長期公債的投資者將會搶著購買剩餘的供給，因此推高價格並壓低殖利率。就像我們購買大量的房貸抵押擔保證券可以降低抵押貸款的利率一樣，我們推論，購買及持有長期公債也可以壓低長期的公債利率。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影響私營部門的決策，他們的決策通常不是直接看美國公債的殖利率。但我們預期，美國公債市場的殖利率降低，將導致其他投資的殖利率也降低（例如房貸與商業抵押貸款、公司債的殖利率）。世人把美國公債殖利率當作其他市場殖利率的基準，而那些把較長期公債賣給聯準會的投資者，可能會把那些資金拿去買其他類型的較長期資產，從而壓低那些資產的殖利率。私營部門的長期利率降低，應該會刺激企業投資，也會刺激消費者買新車與住房。長期利率降低也會推高股票等其他金融資產的價格，削弱美元，更廣泛地寬鬆金融狀況。如果說一般貨幣政策的目的是改變短期利率，以間接影響較長期利率與其他資產的價格，那麼這種新方法的目標則是直接影響較長期利率（較長期利率尚未受到有效下限的限制）。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貨幣政策的替代方法其實不是那麼激進的改變。
由於日本央行把它那套以準備金為焦點的資產購買計劃稱為「量化寬鬆」（QE），我把聯準會的做法稱為「信用寬鬆」（credit easing），以區別我們的做法。這個用語反映了我們強調降低家庭與企業支付的較長期利率。但是，信用寬鬆一詞就像聯準會內部所用的LSAPs那樣，始終沒有在外界流行開來，大家還是稱之量化寬鬆。
整體上，我們對日本的做法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日本的量化寬鬆計劃還是有一個面向特別具啟發性。2004年，我與兩位聯準會的經濟學家文森．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與布萊恩．薩克（Brian Sack）在合撰的論文中寫過這點，聯準會的幕僚簡報也曾提過：2001年，日本央行開始實施量化寬鬆後，似乎讓市場更加相信，日本央行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短期政策利率維持在零。換句話說，採用量化寬鬆這種比較新奇又戲劇性的措施，是日本央行發出更廣泛政策意圖的訊號。藉由傳達政策制定者維持政策寬鬆的承諾，日本的量化寬鬆似乎真的變成一種前瞻性指引，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如此。遺憾的是，日本央行的官員有時會自打嘴巴，自己懷疑量化寬鬆的效果，或暗示量化寬鬆和其他特別措施的實施會盡量縮短。這帶給了我們的一個啟示：央行如何討論新的政策工具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