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墓園中的身心反應，究竟是體質本然，還是心理促成？自然的，還是文化的？抑或「超自然」的？都是我沒有辦法釐清的。這正是「你說沒有，它卻有；你說有，它卻沒有」。在這裡，聰明的人就學會對「無形」說話。曾有一次，我帶幾位好奇的同學及所助理去曬骨場，順便請她們幫我拔屍骨上的牙齒。一位同學雙手緊握，不敢動作。另一位所助理則蹲下身，一面拔，一面說：「是羅老師要我拔的，有事情去找羅老師！」
佐倉公墓管理員常指引我去看墓園中「特別」的東西，她說：「反正你沒有什麼忌諱！」的確，我去墓地最初的田野工作是照相。我找尋斷壁頹垣，被蔓藤纏繞，開出野花的墳墓；我也被殘破不全的，尤其是盤據昆蟲的破骨甕吸引。我每看到碑上刻有與我同年生，以及刻有「無名女屍」或「不詳男」的墓碑，一定駐足攝影。我常在傍晚，於慈濟校園內打了飯菜，然後騎摩托車繞到空曠的墓園裡，一個人（也許還伴有許多「好兄弟」）用餐。
人類學者都知道「什麼人做什麼研究」。照這樣說，要做「撿骨人類學」，必須具備幾個基本條件。第一，當然是對於死亡、屍體、墳墓沒有忌諱。其次，對於無規畫的墓園要有耐性。因為墓的形制、方位、高低不一，行動務必謹慎；且蚊蟲出沒，過敏體質者千萬另選題目。此外，最重要的，當然是不可違背「『參與』觀察」傳統。這有什麼必要呢？有一次，廖甲樹撬開棺蓋，但無法整個移除，我馬上放下相機，一頭鑽到棺蓋下，用頸子、肩膀抵住，好讓他在棺蓋下慢慢撿骨。後來與他的朋友吃飯，他總是把這件小事提了又提，說我「不惜腳手」（台語）。他的朋友紛紛來問我各種問題，我享受著如Geertz參與鬥雞者倉皇逃亡之列，次日被問50遍的虛榮感！
這一段歲月過去了。回首我短短的學術旅程，從研究算命到氣功至於撿骨，都不離身心。做為研究題材，我是在研究「他人」，但是做為研究主體，是「我」在研究。我從他人看到了我，從而推想群體；我又從研究看到了人生，從而揣摩文化。研究工作是我的學術責任，而每一個研究階段的主題，則是基於生命中的機緣。如果說生命是一條長河，那學術何獨不然。我感激我的水中有別人的水，那些過往與現在，無數人的哺育與祝福。
（本文曾刊於「人類學視界」第三期）
文/羅正心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