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份子  

本文為對「『現狀』的永恆不滿與扣問：馮建三《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新書發表暨座談會，作者的與談內容，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9期，授權轉載。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大腦退化性疾病，屬於最常見的癡呆症類型，通常發生在老年人身上，疾病會逐漸損害大腦的認知功能，包括記憶、思考、推理和判斷，最終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不過近期有一份研究指出，計程車司機與救護車司機比較不會因為阿茲海默症死亡。

總統賴清德提名的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遭全數封殺，不過被提名人劉靜怡卻是唯一被民進黨團投不同意票的人選，引發外界關注。而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前《美麗島雜誌》總編輯紀萬生在臉書指出，劉靜怡對中共、國民黨、民進黨全都批判過，讓那些政客如此痛恨，在大法官提名中得到最多的不同意票，是這世代最光榮的知識份子。

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台灣生育率低，少子化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律師發表自己對於生育率低之問題，他也坦言，高知識份子普遍生育率較低，若不提高，未來8＋9的比例會比現在更多，階級更難流動。

曾經，民進黨的愛台灣，無可否認，是一種激勵人心的語言與符號。在許多關鍵政治時刻，這種情緒化的策略成功獲得多數民眾的贊同與支持。然而，政治不只是感性的激盪，長遠的國家發展，應奠基在理性的辯論，衡量政策的實質效果與公眾利益。

好友彭君來電，説他和一些企業家，對台灣前途憂心忡忡，想登報支持郭台銘參選2024年總統，希望我加入。

他的心房顫動，突然呼吸停止。才67歲。

馬政府時期的國發會主委，臺大前校長管中閔本月7日卸任，管校長交接典禮致詞時表示，「既有過這最珍貴的職位，我已再無所求。」卸任校長後將不再成為公眾人物，希望生活重歸平淡。話鋒一轉，管校長說出了一段極為嚴肅的發言：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自從蔡總統宣布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要納入「氣候變遷因應法」後，全國各界是一片贊同頌揚之聲。一般民眾與環保團體也就罷了，個人驚懼者為台灣學術界領袖也同聲附和。

「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雖自詡關心時事，但說來慚愧，我是自彭明敏教授返台、代表民進黨參選1996年總統選舉時才比較知道他的事跡。

筆者從2000年到2012年在北京有過漫長的12年生活經驗。這段期間恰好是中國社會變動最劇烈的年代，這是單位福利分房到商品房、自行車到轎車、BP機到手機的轉換年代，也是中國從低調的｢和平崛起｣漸次轉化為霸氣的｢大國崛起｣的關鍵時代。

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台灣正式步入「民主時代」，但在此同時，政壇的「勇於內鬥」也浮上檯面，「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的大亂鬥成為主流。許多有識之士嘗試點出亂源，但很遺憾的是，包括垃圾政客、馬屁官員、御用學者、無良媒體、敗德名嘴、和弱智群眾等等，全部都曾經入列──每個人都有責任，代表每個人都不必負責！

台北市連續2天超越新北市，成為全台新增確診最多縣市，其中北市虎林街疫情更受注目，對此台大婦產科重症名醫施景中昨（3）日脫口嗆北市「曾經不疫調、不匡列」等，引起北市府發言人陳智菡、副市長黃珊珊輪番砲轟「假消息」，事後施景中也已道歉。對此，市長柯文哲也「補刀」施景中，狠譏連知識份子都相信假新聞。

反對瘦肉精肉品進口的精神科醫師蘇偉碩，15日收到通知書遭警方約談，且時間安排在25日的晚間10時，高雄三民二分局分局長黃文哲指，是因為衛福部認定蘇偉碩對萊豬的網路貼文是不實訊息，「向警政署告發，再交刑事局查察」，蘇偉碩受訪時認為，這個用意是要鎮壓知識分子的異見、殺雞儆猴，讓其他醫生不敢說話。

《環球時報》胡錫進總編近期寫了〈如何看當下中國知識份子最大的時代使命？〉一文，聲稱：「當下中國知識份子最大的時代使命就是要幫著這個國家和民族抵禦並最終瓦解美國的戰略壓力」。不知胡總編是否思考過如下問題——中國知識份子屬於同一類人嗎？答案是否定的。知識份子中有既得利益者，也有非既得利益者——其中還包括利益受損者。

今天（7月6日）一群員警抓走許章潤，海內外群情激憤。許章潤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國知識份子雖「斯人獨憔悴」，畢竟後浪推前浪；中國文化儘管斷裂，但文人氣脈如屢不絕。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是以此文，與國內志士共勉。─蘇曉康。

民眾平日聊天嘴泡，互槓損友就算了，如果知識份子熱衷其中，新冠疫情期間，採用不負責任嘴泡加美圖，引領盲目跟隨卻不思考的群眾一起獵巫獻祭，暗示台灣將和日本一樣，走上疫情失控之路，那不是沽名釣譽，就是居心叵測了。

陳寅恪（一八九０～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當公共知識份子對社會產生理想的時刻，就是希望幻滅的倒數。這不是什麼深奧的玄機，而是天地萬事的通則。就跟嬰兒出生後，早晚要面對暮年的死亡，而人生過程中必然遭遇跌倒、生病這些磕磕絆絆一樣。

繼年初四大老公開信要求蔡英文不再連任後，李遠哲又發起公開連署，要蔡「放棄一己之私，以民進黨前途及台灣興衰絕續為念，知所進退」。他的動作引起「蔡英文們」反彈是意料中事。但藍營政客及媒體罵他「信用破產」而跟著反彈，卻不近情理。他們忘掉，李遠哲不只擁有台灣唯一諾貝爾獎光環，而且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良知及人格；在政黨熱中黨同伐異、維護一黨之私，媒體又大多棄守第四權、加入黨同伐異啦啦隊的現在，台灣特別需要具備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制衡政黨，維護民主共同體利益！

1980年代，一位幽默風趣、極具智慧的白鬍子印度人，橫空出世轟動全美。但轟動的原因並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將反對婚姻、支持開放式性關係的思想帶進了當時還傳統保守的美國。

三十年前，我到東京求學遊歷，前半年住在栃木県的小山市（家兄的公司宿舍），後來為了通車考量，經由好友介紹，在杉並區的阿佐谷找到了一間木結構公寓，總算有安居的處所。因為這地利之便，半年後，我就有較多機會到神保町古舊書街找書了。有時候若時間充裕，我必定會繞到鈴蘭街裡的「內山書店」和「東方書店」瀏覽一下。因為那兩家書店的書櫃上，販售許多中國出版的日本文學翻譯書籍。當時，我仍然熱衷於蒐集這類的中譯本，所以到那裡巡視往往有意外的收穫。

思想史家徐復觀在去世前夕，曾替自己預設墓碑上的文字：「這裡埋的，是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徐復觀。」與那些終身都不曾進入政府核心機構的在野知識分子不同，徐復觀在壯年時期被蔣介石看中，以少將參議的頭銜派駐延安，又曾擔任蔣介石的机要秘書，有機會上達天听、參與樞機。然而，「最是傷心近高樓」，以徐復觀剛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適合政坛的氛围。遷居台灣之後，他主動疏離權力，授課東海大學，埋首故紙堆，整理思想史，卻仍然無法與政治完全「一刀兩斷」。

台大心理系教授，中研院院士楊國樞過世了。

這一週，許多人聚集在台大校園，不是以為能改變教育部的決定，也不是因為都屬於同一個黨派，更不是因為對大家個人有什麼好處。事實上，多數人心知肚明改變不了什麼。那麼，大家還跑來參加這個烏合之眾，到底是什麼原因？

大陸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先生在2018年的新年期許中喊出，要保衛1978，保衛改革開放成果。

即便是夏日，讀《南渡北歸》第三部，依然讓我從心裏感到寒意。窗外吹進的是絲絲熱風，心裏湧出的卻是冰冰的寒涼，沒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海耶克在一九六二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往西德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ofFreiburg）時，傅利曼發表的一個談話中提到，「海耶克這個人，最有意思的一點是……他成功跨越了兩個世界。今天在這裡齊聚一堂的人，都是受到海耶克影響或對海耶克有興趣的人，有些人是因為他在科學方面的著作，有些人則是因為他對一般大眾推廣理念的重要影響力。」這個說法大致上適用在傅利曼身上。

中研院今年的院士會議甫選出「僅」三位人文院士，對此廖院長說人才斷層是挑戰。除此之外似乎唯一的會議共識就是117位院士認為中研院需要改造，至於怎麼改是愈改愈好或愈改愈壞甚至是說了改却沒有下文，我們這些旁觀的納稅人也只能當個觀衆拭目以待了。

茅老令人尊敬，是因為他一直在行使一個知道分子的「不沉默權」。

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識份子首先是知識的存在？還是道德的存在？

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人的一生就像日出到日落。許多老人的表現像幼兒，只是幼兒一天天強壯，老人一天天衰弱，一邊是「長大」，一邊是「縮小」。可不是嗎？我們常說「老小孩！老小孩！」老人可能說話更沒遮攔、更大膽、更逗趣，活像個小孩。

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姆生（KnutHamsun）因叛國罪入獄，成為「挪威之恥」。與此同時，瑞典報紙主編托格尼（TorgnySegerstedt）的墓園已長滿青草，成為歐洲的一個和平朝聖地。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不論辭職獲不獲准，院長之職已是過去式，一個自陷於產官學糾葛利益泥淖中的人，已失去絕對的社會崇隆高度，成為台灣甚至世界學術與生技之恥，就算返國道歉也為時已晚。

美國第二任總統JohnAdams有這麼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