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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是台灣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孕育出特殊的黨外精神。黨外精神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特定歷史集體意識。其核心內容有二：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一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為了追求民主，黨外要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選。為了追求公義，黨外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由於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黨外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尊重族群多元，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同時，由於黨外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然成長，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黨外乃從人文關懷發展到建立台灣主體意識。所以，「民主、公義、本土」實是黨外所遺留最寶貴的精神遺產與所應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

在戒嚴時期的動態政治之下，國民黨排他性地享有全國性組織，且得以在平時合法的活動；國民黨也壟斷報紙、電台、電視，並掌握行政體系及其所屬各行各業，國民黨這種優越地位，《選罷法》如果未能正視，而予有效對待，所謂《選罷法》的公平性自屬不著邊際。所以在當年政治條件下，依《選罷法》規定所舉行的一切選舉，國民黨與黨外之間，即使還有競爭，其情況也將如海明威（ErnestMillerHemingway）形容托爾斯泰（LeoTolstoy）與他的小說一樣，是「重量級與輕量級」，甚至是重量級與羽量級。

1984年7月，在《開創》雜誌的創刊號上，我在〈四年來的黨外〉一文這樣寫道：

二次戰後，由於二二八所帶來的「創傷」，台灣歷史走過一段漫長而陰暗的幽谷。從1947年2月到1987年7月（解嚴），至少經歷一個世代以上的歲月，台灣歷史才漸漸從冬眠中甦醒過來，展現春天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