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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康熙》分別從六個不同的領域（遊、治、思、壽、阿哥、諭），「戲仿」康熙的語氣，揭露他的統治思維、用人原則，乃至於生活態度、嗜好、教養子女與養生之道。透過第一人稱敘述，史料中的細節似乎活了起來：舉凡他在面對死亡、立儲引發的爭鬥時的執著與淡然，為政兼顧理、義、情，凡事親力親為、謹慎求實，展現決斷力，又不時反躬自省。這些「原料」，經過史景遷的巧手重新剪裁、拼貼、縫製後，勾勒出一幅立體的人物像。

馮可參在《郯城縣志》傳記部分所書寫和徵集的記憶，要求的是最高的標準，並宣稱代表了最高的標準。這對女性而言，較男性來得更為真實，而這些「節烈婦女」傳記的傳播，是地方賢能之士——他們完全根據政府宣稱的價值觀行事——將心目中正確的女性舉止，強加在他人身上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們所謂的正確舉止，一般是就女性對丈夫而言。因為五十六篇印於一六七○年代的郯城女性傳記，只有三篇是關於未婚女性的，而這三位中，又有兩位是已訂婚並準備結婚的。他們鼓勵的德行有貞潔、勇敢、不屈不撓和對通行的等差制度毫無疑問地接受——必要時甚至以死相從。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殺，其中十三位自殺的動機，是忠於過世的丈夫或避免遭到強暴，因為強暴會讓先生和太太一起蒙羞。相對於黃六鴻嚴厲批評的為復仇或出於憤怒而自殺，這些自殺（如果是沒有子嗣的女性）在道德上被視為「正確」，因為它們顯示出女性對丈夫的高度尊敬。即使先生在地方上不再擁有良好的聲名，這些自殺仍為人稱讚——從高氏的例子可以看出。這位女士前往探視病篤的丈夫，後者因謀殺罪繫獄。在牢裡，她企圖用纏腳布吊死自己和先生。她的企圖被獄卒擋下來，並不許她再探監，她只好到城隍廟，向城隍祝禱道：「婦人從一而終，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獨生？妾志定矣。與其身殉于終，孰若斷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鑑之。」於是她在城隍廟的廊下上吊自殺。這些自殺事件，不限於受過理學忠貞思想洗禮的士族成員：在丈夫因病過世後自殺的劉氏，是木匠的女兒，她的丈夫是個農場工人；另一位則嫁了一位在李家莊和萊吾鎮之間買賣往來的小商人。

(湖南張熙受其師曾靜之命，前往長安向征西大將軍岳鍾琪投書策反，岳鍾琪不敢隱瞞，立刻上奏雍正。雍正看了策反信函之後大為震怒，決定詳加審訊曾靜、張熙，最後並將審訊紀錄，連同諭旨和官員上奏的奏摺，編成《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本書說的便是《大義覺迷錄》這部奇書形成、流傳、禁燬的過程，乃至其間橫生的許多耐人尋味、匪夷所思的枝節。

天安門廣場，一九八九年春許多撼動人心之事的發生地，係中國境內最讓人情感澎湃且發思古幽情的地方。天安門本身甚為古老且美麗。它既是外人進入紫禁城遼闊內部空間所要經過的大門，也是皇朝內外廷人員出皇城，進入公共空間領域和革命記憶領域，所要行經的大門。天安門前廣達九十英畝的廣場上，矗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擺放著毛澤東之不腐遺體的毛澤東紀念堂。

在《大義覺迷錄》裡，有些關於曾靜的新材料是以自傳的形式來呈現。雍正詳細詢問曾靜的早年著作，或是他在湖南的供詞，曾靜便得以詳細回答，因而反映了他自己的道德理念。雍正問及曾靜的叔岳陳梅鼎，為何此人說曾靜「有濟世之德，宰相之量，」曾靜回說，陳梅鼎當年說這話並沒有別的意思，也不是希望曾靜在什麼新朝做宰相。因為曾靜本來與兄嫂同住，夫妻不睦，於是曾靜之兄將嫂改嫁到陳梅鼎鄰家。這位嫂子對陳梅鼎說曾靜待她很好，所以有宰相之量，曾靜又幾次勸兄長不得嫁妻，所以陳梅鼎說曾靜有濟世之德，「厚重敦篤不佻耳」。

雍正在十一月初收到岳鍾琪關於謀反的密摺。雍正勤求治理，不厭精細，他仔細獨覽岳鍾琪進呈的密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