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經常被寫成一場等待引爆的危機。有人據此預言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也有人認為,北京可能透過對外衝突轉移內部壓力。美國蘭德公司10月26日發布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對美中競爭的意涵》,卻沒有支持這兩種簡單推論。
報告真正值得注意的判斷是:地方債會拖慢成長、增加經濟再平衡的難度,卻未必改變北京支持先進製造與出口的路線,也不太可能直接叫停軍事現代化。問題因而不在中國經濟何時式微,而在它如何維持成長,以及維持這條路線的代價由誰承擔。
地方債壓縮擴大內需的財政餘裕,出口增長則面臨更高的政治阻力與貿易成本。這兩股壓力相互牽動,使北京以時間換取調整空間的做法愈來愈昂貴。
比債務總額更重要的是收支結構
蘭德依據萬得金融終端(Wind Financial Terminal)資料估算,2024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廣義債務至少86兆人民幣,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的64%。其中約47兆是地方政府債券,39兆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有息負債。這是研究估計,不能把融資平台全部負債等同法定地方債或官方認定的隱性債務。財政部公布的2024年底法定地方政府債務約47.54兆;2026年9月底則約60.65兆,不能與不同年份的廣義估計直接相加或據以計算增幅。
不同機構的估計差距很大,原因包括是否納入融資平台、其他公共機構,以及採用哪一年的資料。把不同口徑排成一列,挑出最大的數字作為崩潰證據,無助於理解風險。真正需要問的是:哪些債務缺乏收入支撐,哪些地方無力償付,最後又由誰接手。
這個問題與央地財政安排密切相關。以2025年一般公共預算為例,地方支出約占全國的8成5,本級收入卻不足以支應責任,必須依靠中央移轉支付。過去,土地出讓與融資平台提供了額外資源;房地產下行之後,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從2021年的8.7兆,降至2025年的4.15兆人民幣,地方財政因而同時面對舊債與收入流失。
化債買到時間,收支缺口仍在
北京並非沒有工具。2024年11月公布的化債安排,包括2024至2026年合計6兆人民幣的隱性債務置換額度,以及2024至2028年從新增專項債中每年安排8千億元、合計4兆元的化債資源。以低利、長期債券替換高利、短期負債,可以減輕現金流壓力;官方當時估計,5年可節省約6千億元利息,這是政策效果預估,並非已實現的節息總額。
因此,化債不能只被形容為搬帳。降息、展期與清理拖欠款,對地方政府及等待付款的企業都有實際意義。但以新債償還舊債,會改變債務期限、成本與帳面歸屬,置換本身沒有消除政府與相關平台合併觀察的債務本金,也不會自動建立穩定的新財源。若地方仍以收入不足支撐過多責任,喘息之後仍可能累積新債。
財政部10月23日公布,到9月底,6兆元置換額度的累計發行進度已達98.3%;這不等於相同比例的本金已消滅,也不代表資金已全部完成置換。同時,前3季土地出讓收入又年減27.9%。依原方案,2027、2028年仍各有8千億元化債資源,北京也可能另增工具。接下來的關鍵,是中央是否承擔更多支出責任,以及地方能否減少對土地與借款的依賴。
地方的帳,如何壓到家庭與企業
債務壓力不必演變成金融崩潰,也能長期影響經濟。地方延後付款,會壓住企業現金流;公共服務缺乏穩定保障,可能使家庭增加預防性儲蓄;依賴罰沒等收入,則可能加重企業對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感。這些影響分散發生,卻會共同削弱消費與投資意願。
蘭德比較2014至2019年與2020至2024年的地方支出,發現衛生與城鄉社區支出的平均成長明顯放慢,並列舉停駛公車、欠薪與延遲付款等問題。不過,成長放慢不等於支出全面下降。財政部公布,2026年前三季全國衛生健康支出仍增加7.7%,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增加5.2%;這是全國總額,不能代表每個地方的服務與支付狀況均已改善。
這些數字提醒我們,不能把中國各地寫成同一幅財政枯竭的景象。更有意義的檢驗,是支出能否及時到位、區域差距是否擴大,以及家庭是否因此更敢消費。地方債只是內需疲弱的原因之一,卻會削弱政府改善所得與公共服務的能力。
地方政府同時也是新產業的支持者。重要戰略產業可能繼續獲得保障,財政壓力卻會擠壓培育新企業、改善園區與提供公共服務的餘裕。晶片、人工智慧與新能源還有中央基金、銀行及企業資本支持,但下一輪投資能否轉化為生產力、持續收入與家庭所得,比投資規模本身更值得追蹤。
出口仍在成長,政策空間卻在收窄
內需調整困難,使先進製造與出口繼續承擔穩成長的任務。國家統計局公布、蘭德引用的數據顯示,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從2024年的30.3%升至2025年的32.7%。這是對GDP增量的貢獻率,並非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不是貨物出口年增率。這並不表示中國只剩出口一條路,卻顯示外需對成長的重要性。
然而,出口強勁與外部阻力增加,可以同時發生。9月1日,二十國集團財長與央行總裁會議的阿什維爾主席聲明第十段,要求長期鉅額順差經濟體移除壓抑消費的扭曲,避免過度依賴出口。聲明註一明載,除中國外,所有在場的G20成員同意文本;中國反對第四、十、十一及十三段。因此,這不能被稱為全體成員一致通過的共同政策。
聲明也要求長期逆差國提高國內儲蓄並整頓財政,不能把它讀成只針對中國的共同制裁。它的政治意義在於,全球失衡已成為更廣泛的協調議題。9月30日,全球鋼鐵產能過剩論壇通過「密爾瓦基框架」,提出依各國法律及國際義務推動貿易救濟與反規避協調;10月16日,歐洲理事會結論第12段要求持續對話、有效運用現有工具並增強因應失衡的新工具,則使這個方向更加具體。
這些文件本身並未自動設立全面、統一的新關稅或市場禁令,各國利益與落實力度也未必一致。但對北京而言,繼續以出口吸收產能,必須面對更多談判、調查與市場准入的不確定性。「出口退路變窄」是本文對調整壓力的判斷,而不是出口總額已經轉跌。
路透社轉述海關數據指出,10月中國以美元計價的貨物出口仍年增35.2%;這是名目金額增幅,不能直接當作實質出口量增幅。新浪財經轉載的招商證券研究摘要估算,積體電路與自動資料處理設備及零組件,合計拉動出口成長約13.6個百分點。這是兩類商品的成長拉動估算,並非海關公布的AI貢獻率。這些與AI投資相關的商品提供了重要支撐,但不能把每一筆出口都歸因於AI,也不能把平均單價上升全部當成同類產品漲價。科技投資週期能維持多久,仍須觀察數量、產品組成與海外需求。
經濟承壓,不等於戰略路線轉向
蘭德的研究主要於2026年7月底完成,之後仍有選擇性更新,也已預見依賴出口將加劇貿易摩擦。近期發展使這項判斷更具體,並非揭露報告完全忽略的新問題。
對安全政策,報告同樣保持克制:地方債不太可能在通常情況下限制中央國防支出,也不太可能單獨促使北京對外採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動。嚴重國內危機仍可能影響軍費成長,但不能由地方財政困難,直接推導中國打不起仗,或一定會以戰爭轉移矛盾。
蘭德確實建議美國積極監測地方債及化債進展,卻也指出,美國影響中國處理債務的手段有限,且缺乏加劇問題的理由。這份自行發起、以自有資源及捐贈支持的研究,不能直接當成華府伺機引爆危機的行動方案。
真正的考驗,是誰承擔調整成本
北京面臨的矛盾是:外部要求中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卻需要更可靠的所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負責其中許多工作的地方政府,又受到債務與財源收縮的限制。地方債增加再平衡的難度,外部壓力則提高延後再平衡的代價。
出路並非只有繼續借債或加碼補貼出口。中央承擔更多支出、改善移轉支付、改革地方收入來源、重整低回報項目,都可能成為調整的一部分。每種組合都要回答同一個問題:舊債的成本,究竟由中央、地方、銀行、企業,還是家庭承擔?
未來應追蹤觀察的,是化債後利息與拖欠款是否下降,家庭所得及公共服務是否改善,以及國際協調有多少真正轉為貿易措施。中國地方債未必以一場突然崩潰收場,也可能透過長期低回報與資源擠壓,持續消耗總體經濟成長能力。在國際阻力之下,出口未來仍然可以提供支撐,卻無法保證永遠替內部調整爭取足夠時間。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民主黨奪回兩院,世界如何面對權力分裂的美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