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機與今日很相似，而江澤民當年因未立即採取強烈反應，事後被迫「自我批評」之歷史教訓依舊鮮明。有意推動蔡英文訪華府的人士，不能低估北京「強硬以對」的可能性。
自一月以來，華府開始出現邀請總統蔡英文至美國國會演說的聲音。先有前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科科長包士可（Joseph Bosco）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山莊報》（The Hill）投書，緊接著賈得納（Cory Gardner）等五位美國聯邦參議員也在二月七日聯名致函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希望她邀請蔡英文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
李登輝訪美，江澤民原未激烈反應
此一倡議公開拋出後，雖然因為掌控聯邦眾議院多數的民主黨反應冷淡，未造成太大的衝擊。但相關的舉動及各方對可能「替代方案」的討論──包括蔡英文至康乃爾或其他華府外的名校公開演說、利用出訪友邦的機會過境華府，甚至援引《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推動我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在華府短期停留，或從事非公務活動。
這些動作使得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的場景，又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浮現。由於台海飛彈危機距今已超過二十年，使很多人未曾注意到，當年北京對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態度，並非一開始就十分強硬，而是在李登輝訪美結束，相關政治效應浮現後才出現劇烈轉折。
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柯林頓（Bill Clinton）決定允許李登輝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後，北京高層雖因感到被騙而震怒，決定推遲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但並未立即採取強硬行動。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仍如期於五月二十六日率團至台北進行「焦唐會談」，還在二十九日簽署《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磋商共識》，約定後續「焦唐第二次預備磋商會議」和「第二次辜汪會談」的日期。
北京思維仍受飛彈危機主導
在華府公開宣布將同意李登輝訪美後的一段時間內，北京為何沒有激烈的反應？迄今仍無充分的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李登輝獲知訪美可望順利成行時，曾透過兩岸檯面下的密使管道，事前知會北京有此行程並進行溝通。
北京態度出現大轉折的關鍵是當年七月中所舉行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據傳時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與副總理兼外長的錢其琛都被迫在會中「自我批評」；北京高層隨即決定強硬以對，開啟長達九個月、連續七波的文攻武嚇。
當時促使北京決定強硬以對的考量，時至今日仍主導北京的思維，包括：一、北京認為李登輝推動的體制變革與本土化，在體制上逐漸把台灣與大陸割離；而國民黨內「統派」影響力下降，使北京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
二、在李登輝成功訪美前，華府的種種作為就已引起北京疑慮。而華府最後推翻承諾的舉動，代表華府「一個中國」立場開始鬆動。這是華府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和嚴重倒退，是打台灣牌以遏制大陸崛起。錢其琛就在九五年六月中旬，於內部的演講中指出：「美國利用台灣、西藏、貿易和人權等問題，給中國帶來麻煩，達到牽制之目的，而其目的是不希望『堅持社會主義的強大中國』出現。」
三、李登輝訪美，儘管華府對外宣稱是「私人、非官方性質」，華府的同意仍替台北的外交累積新的動能。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在李登輝自美返台後三天，祕密率團前往歐洲，順利會晤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是四十多年來首位行政院長前往歐洲訪問；部分美國國會議員還醞釀，若李登輝在九六年三月的總統直選中獲勝，不排除邀請李登輝到國會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中演說。因此，北京認為有必要採取強硬舉動，以切割台北的國際活動空間，阻止華府和台北進一步接近。
更重要的是，在危機結束後北京的檢討中，認定這些強硬舉動影響了台北對獨立代價的評估，並成功阻止華府對台政策的進一步發展，更重新使華府成為台北「獨立外交」的制約因素。
回顧這段歷史，並與如今華府、北京與台北的三方互動情形對照，可發現許多驚人的相同點：第一，北京認為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之目的是推動「柔性台獨」；第二，北京對國民黨制衡蔡英文「柔性台獨」的能力感到懷疑；第三，北京認定華府種種與台北接近的行為是利用台北來抑制北京崛起。
北京對小英訪華府已做預防
同時江澤民與錢其琛當年因為沒有立即採取強烈反應，事後被迫「自我批評」之歷史教訓依舊鮮明，使北京早在《台灣旅行法》於去年三月簽署生效後，就已料到美國國會議員有可能發動邀請蔡總統訪問華府，並在許多兩岸學術交流的場合再三拋出此一問題。
在北京對此一發展早有準備，與北京在台海飛彈危機後對當時所採取之強硬舉動給予高度評價的情況下，台北和華府有意推動蔡總統訪問華府或其他「替代方案」的人士，千萬不能低估北京「強硬以對」的可能性。
*作者為淡江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現任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政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我國國防政策、中共軍事專題、強制外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