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那些二戰時與納粹德國並肩作戰的東歐小國民族主義者同樣是《雅爾達密約》（Yalta Treaty）的受害者。這項密約，象徵著以美國還有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國家不只無力抵抗蘇聯，還時常出賣反對共產主義的弱小盟友。
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以及蔣中正委員長在二戰期間聯合蘇聯、中共優先抵抗軸心國的政策，也經由鈕先鍾老師翻譯的富勒與李德哈特作品在台灣得到了檢討。這讓越來越多台灣的戰略家與軍事迷認定，如果美國、英國、中華民國選擇利用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反對蘇聯以及中共，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的冷戰了。
大陸的淪陷、韓戰的爆發以及南越淪亡之後，大量越南難民「投奔怒海」的慘況，更是讓亞洲人徹底體會到共產主義殘酷的程度不下於國家社會主義。所以包括鈕先鍾老師等學者，都嚴重質疑英美兩國在二戰末期「徹底摧毀德國軍事力量」政策的必要性。
而弱小的台灣要想抵抗共產主義，更是必須要重新貫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理念來抵禦中共的滲透。1938年德奧合併的歷史，除滿足部份老一輩外省人「反攻大陸」的缺憾外，也被國民黨人運用來推廣「大一統」思想，壓制尚處於萌芽狀態的台獨運動。
冷戰結束後的世盟
世界反共聯盟的任務性質，從1978年鄧小平上台並宣告「改革開放」之後開始有了巨大的突變。美國與中共的建交，讓以台北為根據地的世界反共聯盟不得再以北京為主要對手，轉而必須支援中央情報局在歐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和蘇聯的鬥爭。
緊接著於1985年上台執政的戈巴契夫，也在蘇聯境內大幅推動經濟與政治改革。大陸與俄羅斯的「去共產主義化」，讓自由世界難以繼續依靠「反共主義」來與北京、莫斯科進行思想上的鬥爭。所以從90年代開始，美國放棄「反共」口號，改以推行自由民主來「和平演變」全球的獨裁政權。
由於打得是自由民主的旗號，凡是實施威權或者獨裁體制的政權都是「和平演變」的目標，無論這個政權是否推行共產主義。於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世界反共聯盟於1990年7月通過正名決議，將名稱變更為世界自由民主聯盟（World Leagu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幸運的是，此時此刻的國民黨政府已經順應世界潮流解除戒嚴，並廢止了黨禁、報禁，使中華民國逐漸向正常化民主國家的道路上邁進。由威權國家轉化為民主國家後的中華民國，還有由「剛性政黨」轉化為「柔性政黨」的中國國民黨也更有持續領導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的正當性。
緊接著，歐洲陸續傳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崩潰以及華沙公約組織解散的消息。隨著長年遭受蘇聯侵佔的東歐及中亞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將共產主義拋棄到歷史熔爐的歐洲人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歐洲聯盟的誕生與擴大，也讓「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這種推廣極右翼民族主義的團體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