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的中華民國，非旦不是納粹德國的幫兇，還曾經參與過猶太人的營救工作。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今天，前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仍深受以色列肯定的原因。蔣中正為了結束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亦曾出錢資助德國國防軍內部的反納粹勢力推翻希特勒。
甚至在1944年6月的諾曼第登陸中，21名派往英國受訓的中華民國海軍學員還跟著皇家海軍一起反攻歐洲。所以去過度解讀蔣中正與希特勒有多麼友好的關係，或者早期國民政府如何崇拜納粹，其實是毫無意義而且也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國民黨與歐洲的極右派的關係，要等到大陸淪陷以後才真正被建立起來。
團結在反共的大旗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產主義的浪潮席捲全球，迫使美國與中華民國等反共國家，不得不仰賴前軸心國戰犯協助來遏止赤禍。岸信介等大批被關押在巢鴨監獄的日本右翼戰犯被釋放，成為美國穩定東北亞局勢的夥伴。南韓的大韓民國國軍，則清一色是由戰時服役於關東軍或者滿洲國軍的前朝鮮籍日本兵組成。
若看過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並且對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先生的事蹟有所瞭解者，就知道隨政府遷來台灣的情治及治安機構當中亦有不少戰時服役於汪精衛政權或者滿洲國軍警的幹部。這些二戰時在日軍指揮下從事反共鬥爭的法西斯份子，成為了美國與中華民國手中效率最高的「反共人才」。
當1954年，蔣中正委派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谷正綱與因為支持東條英機發動太平洋戰爭，而一度被盟軍宣判為甲級戰犯的笹川良一，還有戰時服役與滿洲國軍隊，後來成為大韓民國總統的朴正熙商量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的時候，民進黨可是連影子都看不到。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做為一個抵禦共黨赤化的組織，深獲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杜勒斯（Allen Dulles）支持，很快就發展到了菲律賓、泰國、南越以及寮國等東南亞國家。與蔣經國先生關係友好的中央情報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Ray S. Cline），在幕後控制這個組織的一切發展。
與二戰時的戰略佈局一樣，冷戰時的美國仍採取「歐洲第一」的政策，希望讓歐亞大陸上的反共勢力連成一線，同時摧毀中共與蘇聯兩大敵人。如果在台北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是亞洲反共勢力的代表，那麼以西德慕尼黑的「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Anti-Bolshevist Bloc of Nations）就是歐洲反共的象徵。
而且在那個還沒有「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的時代，國土為蘇聯侵占的東歐民眾就在「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之號召下，拿起武器與紅色暴政對抗。其中最可歌可泣的故事，來自於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