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反納粹教育
進入60年代以後，伴隨著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與反越戰運動（Anti-War Movement）的興起，新左派運動如星星之火般的在歐美國家燃燒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因為1969年的「珍寶島之役」，擺脫了過往「蘇聯馬前卒」的形象，以民族主義者之姿重新站上世界舞台，聲望如日中天。
而中共地位的水漲船高，意味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受到更多的孤立。為了與自詡「進步」、「多元」、「開放」並支持中共的新左派對抗，台灣唯一的選擇就是透過世界反共聯盟強化與歐亞兩地的極右翼保守勢力合作。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反納粹教育無法有效在「自由中國」的土地上扎根。
回顧整個50年代到80年代，與蔣家父子走最近者的歐洲與亞洲友人不是前納粹黨人就是軍國主義者。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從日本專程趕來台灣聲援政府的民間團體也是極右翼的「皇誠會」。在反共優先的戰略目標下，關於日本侵略中國以及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內容長期在台灣的教科書內被淡化。
不過因為中日斷交的關係，政府從70年代開始推動反日教育，並拍攝包括《英烈千秋》、《八百壯士》與《筧橋英烈傳》等愛國電影，教訓忘恩負義的日本政府並鞏固民眾的向心力。而比起殖民台灣與侵略大陸，給兩岸人民留下刻骨銘心印象的日本，發生在歐洲的猶太人大屠殺顯然是「天高皇帝遠」的事情。
為了維繫與歐洲極右派的關係，國民黨對納粹暴行僅採取「點到為止」的教育立場。70年代不只是台灣外交最風雨飄搖的歲月，也是「黨外運動」最風起雲湧，不斷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代。於是過去納粹所鼓吹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與反共主義又再度成為國民黨抵禦內外挑戰的思想武器。
英國古典戰略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與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的作品，藉由國防計畫局編譯室主任鈕先鍾老師的翻譯被大量引進台灣。古德林（Heinz Guderian）、隆美爾（Erwin Rommel）與曼斯坦（Erich von Manstein）成為台灣軍事迷家喻戶曉的英雄。
長年接受「百年國恥」教育的台灣人，猛然發現中國與德國有太多「同病相憐」的驚人之處。中國在鴉片戰爭後成為「東亞病夫」，德國同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迫割地賠款，遭遇到來自列強的巨大羞辱。納粹德國與70年代的中華民國同樣強調「反共優先」，而且也都是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