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人被日新月異的現代文明成就驚得一愣一愣之時，鮮有人會想到，這其實是文化的璀璨。一部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文化的綻放史。在文化和文明之間的一個重要轉換便是，思想。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夠完成從幕府到維新的歷史轉折，因為民間有思想的自由，所以出了諸如福澤諭吉那樣的思想家。滿清的所作所為剛好相反，以文字獄虐殺江南士子，禁錮思想自由。華夏民族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過文藝復興，而是文藝復興所蘊藏的文化能量，沒能通過思想，轉化成文明創造的驅動力。
放眼人類的歷史，大都是先有神話，然後藝術，宗教，然後思想，最後形成各民族自己的文明。諸如青銅器文明，農耕文明，鐵器文明，蒸汽機文明，電子文明，智慧文明，等等文明。如果說，義大利的但丁、達文西代表著的是文化，那麼馬基雅維利貢獻的是思想。英國的莎士比亞是文化，洛克、休謨是思想。法國的莫里哀、拉伯雷是文化，笛卡爾、孟德斯鳩是思想。關關雎鳩是文化，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是思想。
華夏民族文化承傳始終不曾中斷過，連皇帝都成為文化的創造者，諸如李後主的詞作，宋徽宗的書畫。乾隆只能算作很低級的玩票，不在此列。這個民族缺失的是思想。這並非說，華夏民族沒有思想。先秦諸子時代可謂思想家迭出。福澤諭吉的名言：「一個國家所以能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由楊朱以「貴己」二字，表達得清清楚楚。對比楊朱的貴己說，福澤諭吉將個人的獨立與國家的獨立聯繫到一起，已然降了一格。因為個人的獨立，與國家的命運，無關。因為無關，才顯珍貴。當年的孟軻可能是察覺到貴己的這種深刻和尖銳，才對楊朱深惡痛絕，以禽獸辱罵之。但福澤諭吉顯然沒有察覺出其中的奧妙，所以把個人與國家混為一談。這其實也折射出福澤諭吉早年接受的儒家影響，因此忽視了個人的價值在國家之上的存本質。福澤諭吉這種將個人獨立和國家獨立連作一體的表述方式，英國思想家洛克肯定不會同意。因為這種說法隱含著走向國家主義的危險。事實上，福澤諭吉還真的有國家主義的傾向。但不管怎麼說，福澤諭吉的思想給當時的明治維新，確實提供了巨大的驅動力。
中國晚近歷史的悲劇是，入關的滿人沒有思想。滿清皇帝又因為沒有文化的緣故，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思想。華夏民族的坎坷在於，思想一再地失傳。僅以政治思想而言，箕子所說的《洪範九疇》應該就是伏羲時代的政治綱要，其要義因為被後世腐儒胡亂曲解成堯舜式的聖治，沒有人深究其堂奧，故而被儒家塵埃所遮蔽。老子《道德經》裡的政治思想，應該也是伏羲時代的精要遺澤，其中的無為而治，僅在漢代的文、景之治被略微體味過。後人根本不知道老子講些什麼，甚至還有人以為小國寡民是老子的烏托邦理想，而不是歷史上曾經有過像諸侯聯盟那樣的國家形式。春秋初始的管仲政治思想，不知怎麼的又失傳了。後世所見，不過是漢代的重新編纂版本。被史家稱之為有管、樂之才的曹操，表達其政治抱負時，卻借用了與管仲、樂毅根本不相干的周公吐哺。秦漢以降，華夏民族有關政治思想種種闡說，成為儒家的專利。班固編造天人三策，劉秀誤信以儒治國。李唐時代，因為皇帝大都信佛，儒生除了韓愈諫迎佛骨之外，無多話語。初唐時，李世民御命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不過作些注疏而已。及至趙宋一朝，儒家學說才氾濫成災。倫理層面有程朱理學，政治操作層面有司馬光、富弼等等一大批儒臣。再加上皇帝不再信佛，轉向崇衷。孔丘不過想恢復周禮，孟軻不過小農的烏托邦理想，宋儒竟然牛皮哄哄到了「為萬世開太平」。後來的毛澤東也只是狂言要「解放全人類」而已。從思想上說，儒家演化到宋代，已成僵屍。
＊作者為中國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