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7歲一路關到近60歲，一個人一輩子能有幾個30年？過年時節家家戶戶團聚之時，仍有一些人理應能回家卻無法踏出監獄大門，死囚邱和順即其中之一。從27年被關入獄，邱和順被關押的時間可謂台灣第一，因為寄信提及監所主管販毒、囚犯集體吸毒等黑幕，也成為台灣第一透過大法官釋字爭得受刑人通信權的案例，只是這些「台灣第一」帶給邱和順的不是光榮，他一生最遺憾的，就是沒能在爸媽過世前獲得平反、跟他們說一句「我是清白的」。
聲紋指紋全不符合、關鍵錄音帶遺失、甚至有退休員警出面證實刑求，邱和順案雖高度有冤，2013年監察院也指出此案有冤，然而30年來邱和順經歷的是不斷「落榜」的挫折──被判20多次死刑、4次聲請再審被駁回、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也被駁回，這過程中不只邱和順父母接連抱撼離世，原案陸正案的家長也等不到一個真相，而下一個過年邱和順能否回家，也正考驗台灣司法是否具備面對錯誤的勇氣。
聲紋不符「用聽的」、關鍵物證遺失、刑求員警1998年已判刑 他仍30年走不出看守所
死刑判決理應罪證確鑿，但過去20多年來，邱和順案的諸多疑點已一再被討論。1987年邱和順被控涉入苗栗保險員柯洪玉蘭分屍案、國小學童陸正遭綁架撕票案，自此開啟牢獄生涯至今，判決未定讞就穿了22年的囚服、戴17年的腳銬，而用以證明邱和順殺人的證據，卻是異常地薄弱。
第一個問題是關鍵指紋與聲紋。最早對邱和順案伸出援手的律師林鴻文於2018年講座時表示，當年陸正遭綁票時的歹徒勒贖13通電話錄音，經聲紋比對和曾自白撥電話的邱和順並不符合，法官最後卻是用「聽」的，覺得「聽起來很像」就拿來判決；至於歹徒用以取贖的字條，上頭7枚指紋也與邱和順及所謂同夥不符合。
第二個問題是證物遺失。邱和順等人被起訴後，柯洪玉蘭案內的被害人鞋子、凶刀、現場內褲、陸正案內的歹徒勒贖錄音帶竟都莫名消失，若以現今DNA與聲紋鑑識技術理應可以釐清真相，但據2009年判決（98矚上重更11字第7號判決），法官的說法是：物證不見的「不利益」不能讓被害人陸正家屬承擔。對此林鴻文痛批：「這樣的話國家要弄一個人很簡單，被告20幾件證據不見了，說『不能讓被害人承擔』就好！」
最大問題或許是刑求。1994年監察院調閱警方上百捲錄音帶，揭開邱案背後警察對嫌犯口鼻灌辣椒水、拳打腳踢、逼坐冰塊之黑幕，而這或許正是300多份自白書竟能供出8個不同棄屍地點的原因，他們不得不編個地點出來。1998年涉案員警已被判有罪，但過了20年，邱和順還沒出來。
被捕時女兒才3歲、父母深信清白卻接連抱憾離世 30年帶走的太多
儘管邱和順案疑點重重，甚至陸正是當天傍晚6點多在新竹被擄、邱和順在7點有苗栗車行租車記錄，應有不在場證明，法官仍認定是「補簽」的。死刑理應完全不可出錯，邱和順卻在諸多瑕疵的狀況下一關32年，而期間造成傷害也是非同小可。
30年來能錯過的太多了。據廢死聯盟2009年所書專文，邱和順27歲被捕時小女兒才3歲，如今孩子大多已不再探視他，而向來支持邱和順、深信其清白的父親，曾言「為了邱家的名譽，不管再苦再累你也要給我拚完」，卻在2007年早一步過世了。
2014年，邱和順的母親也走了。陪伴邱和順的志工林衣穎曾言，邱和順曾說母親節到了，最對不起的是媽媽，在媽媽過世前都沒機會說一句「我是清白的」，而據2014年自由時報報導，母親過世時邱和順曾獲准奔喪，在母親遺體旁唱著《媽媽思念》懺悔自身不孝、無法好好侍奉母親；邱和順的大嫂表示，在看守所時邱和順也很常錄下歌聲請家人放給媽媽聽，只是這一次終於能當面唱的時候，媽媽已經不在了。
一個冤案造成邱和順家庭破碎，而對被害者陸正的家庭來說也是破碎。數十年來陸正父親陸晉德只要開庭必定到現場，對於邱和順案發回更審，他認為是「懲罰被害者家屬」──只是，真相未明、取贖紙條上7枚指紋的主人也不知在何方，不也是一種對家屬的處罰？30年前綁票勒贖的真凶行蹤未明，而這般判決，也讓邱和順與陸正的家庭每逢過年都添上一絲陰影。
「台灣司法很多時候都是靠冤案進步的」邱案意外催生兩個大法官釋字 平反戰場持續中
冤案造成邱和順30年的遺憾，卻也意外推進台灣的司法。2011年，看著監所百態的邱和順曾書寫16封「個人回憶錄」信件打算寄給友人，但因信件提及舍房主管販毒、房舍10個人就有8、9個人吸毒等語，遭看守所拆閱檢查後認定「影響機關聲譽」要求修改，而邱和順認為看守所作為已侵害其言論自由與通訊自由，經訴願與2013年行政訴訟均無效後律師狀告大法官，竟在2017年12月造成大法官釋字755、756號出爐，挑戰台灣「囚犯也有人權嗎」的大問題。
過去受刑人權利受侵害時很難向法院請求救濟，只能向機關申訴，如此「球員監裁判」的狀況容易讓各種不當待遇被「搓」掉，而釋字755號出爐後，受刑人碰上問題時便多了法院這個求救管道；過去看守所可以隨意拆閱受刑人信件，發生像邱和順這般揭開監所內幕卻被要求修改的事件，釋字756出爐後也帶來改變了。
而釋字出爐當天，律師尤伯祥指出，釋字755、756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當受刑人受到不當對待時可以「突破監所的黑森林」，將監獄中的訊息傳遞給外界。尤伯祥也說，台灣司法很多時候都是靠冤案進步的，蘇建和案讓日後警察訊問必須全程錄影、徐自強案則催生大法官解釋規範「共同被告自白不可當作唯一證據」，而邱和順案又帶來了監所環境與人權進步的可能性。
2018年2月，邱和順案義務律師團再上憲法戰場，針對邱和順案自白上銬、鑑定報告不符科學專業仍被採納、院用朗讀勘驗筆錄取代當庭勘驗物證等瑕疵提出釋憲，盼改變「上銬取供、院檢壟斷鑑定、法官洗證據」等「3大禍害」，避免冤案再發生；8月份，監察委員也為邱和順案關鍵證物遺失一事申請自動調查──儘管邱和順30年來喊冤不斷遭逢「落榜」挫敗，還有很多人沒放棄，也一步步改變台灣司法問題。
「我沒殺人，法官為何沒有勇氣判我無罪？」邱和順曾如此說到。要一個法官推翻過去30年、60幾位法官的判決確實難如登天，但在邱案證據充滿瑕疵的情況下司法是否有面對錯誤的勇氣，這不只是邱和順一個人的問題，也關乎下一個冤案是否會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