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年代的那十年，對馬克思來說真是磨難重重。他被三個國家驅逐（瑞士甚至拒其入境），一八四九拖家帶眷定居倫敦。只是到英國不久，馬克思一家被逐出棲身之處，僅有的一點財物被當地法警沒收。接下來十年，他三個小孩夭折，死因最可能是窘迫而沒錢。馬克思財務危機接二連三，因為他亂花自己的記者收入，還有好友恩格斯給的錢，來維持中產階級的門面（請沒用的個人秘書、去海濱渡假、買舞會禮服幾個初入社交界的女兒），與此同時還四處煽動全球無產階級來推翻資本主義。
儘管自己處境一團亂，馬克思對自己判斷決世間大小事的能力，還是信心十足。那十年間，他的注意力偶爾轉到中國。他替《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寫了一系列關於此主題的文章，對巴麥尊及其政府「基督教偽善和標榜文明」行徑， 實在沒寫什麼好話。他認為英國為了商業利益，在一八五七年與中國打「最不正義的戰爭」，導致中國人「認為西方各國都暗中串通，對他們不利」。馬克思斷定，第一次鴉片戰爭對中國，誠為亙古大災難。「一八四○年戰敗後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非生產性的吸食鴉片、鴉片貿易使白銀外流」，已讓中國破產。更可惡的是，英國是精心蓄意來毒害一個帝國；「鴉片販子先腐化、敗壞和毀滅不幸罪人的道德感以後，再殺害他們的肉體；時時刻刻有新的犧牲者獻給永不饜足的摩洛神；英國殺人犯、中國自殺者競相祭獻犧牲者到他的祭壇上。」
然而，馬克思卻怎麼也無法對中國有敬意，他說：
「此一龐大帝國，人口占全人類三分之一，卻不顧時勢……自欺於天朝完美的幻象……清朝的威信，在英國軍隊前粉碎殆盡；天朝萬歲的迷信破滅；野蠻、封閉、自絕於世的狀態被打破了……那種隔絕的狀態被英國的暴力打破時，接下來必然是解體，一如木乃伊，保存在與世相隔的密封棺材裡，只要一接觸新鮮空氣就會解體。」
這次中西碰撞不可避免的後果是「一場令人生畏的革命……英國大炮肆無忌憚地把那種叫人昏睡、叫做鴉片的毒品，強加給中國……看來好像歷史必先麻醉全中國人，接下來才能把他們由遺傳而來的愚蠢中喚醒。」
馬克思對中國及鴉片戰爭的結論並沒有原創性。他分析著作裡頭的重要元素，尤其是他對中華帝國腐敗的輕蔑，早就散見以往中國觀察家的論述。馬克思深受十九世紀排華人士影響，他下筆描述中國時，首先無視其複雜性及政制，又視它為怠惰帝國，只有西方用鴉片戰爭才能將其「喚醒」。在維多利亞時代充滿種族主義的評論中國的文章中，馬克思唯一添加的新穎見解是對西方帝國主義強烈地厭惡。
到了一八六○年，馬克思已不談中國，轉而集中心思完成《資本論》第一卷；看來他再也沒認真談中國這個主題。只是不到一個世紀之後，他的觀點在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裡，被奉若神明，認為是「天朝」與鴉片戰爭的蓋棺定論。這種說法，後來成其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神話：戰爭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要修理腐敗、「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自此只有共產主義能拯救中國。因此，反西方的毛主義核心其實蘊含著對歐洲意見深沉的崇敬。
為了敘述這件奇事，也就是一個下萊茵河地區出身的小資產分子匆匆寫下的意見，怎麼在中國變成聖喻，我們先必須回到十九世紀末期另一個經濟拮据而敢冒險的人的辛勞事蹟，那人便是孫逸仙（也是一黨制中國民族國家的創始者）。正因為孫在一九二○年代做模稜兩可的決定，在絕望之中，想贏得蘇聯資助他搖搖欲墜的革命志業，把帝國主義當作現代中國一切麻煩的起因，才把鴉片戰爭轉化為中國歷史苦難的起始點，也成為二十世紀愛國宣傳的重要成分。
畢生在應付政敵的孫逸仙，歸罪帝國主義時有矛盾
孫逸仙跟其他有國際觀的愛國志士一樣，想歸咎帝國主義列強時有許多困難，部分在於實際的財務問題。自從一八九五年他逃離中國後，撐持他革命志業的是美元、法郎、英鎊及日元。
孫逸仙畢生大多數時間都在應付國內政敵，而非外國威脅。整個一九○○年代，他小心翼翼不公開批評西方帝國主義。他公開發表聲明時，總是把中國問題的根源歸因於滿洲人的專制統治（孫強烈譴責他們未能建立西式民主制度）。 一九一二年，即使他已宣稱禁鴉片是新共和國最迫切事務之一，他還說：「林則徐銷煙為國家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不遵守條約，是不文明、非法行為。」
在他生命快結束時，孫逸仙認為自己最大錯誤是一九一二年把臨時大總統一職讓給袁世凱，而非頻頻提議把大塊中華民國土地，讓給可能支持他的外國人。（單是在一九一三年，他便自願把滿洲讓給日本，換取日本資助二千萬日元及兩師陸軍。）一九二三年，學生們提出「外禦列強，內除軍閥」的口號，孫逸仙不表贊同，還責備提出口號的人：「這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若是國內政府夠好，外交就不成問題。」
一九二○年代初期，若是中國的鴉片戰爭世仇大不列顛能提出可觀的實質協助，一如蘇聯，那麼孫逸仙對列寧剛萌生的協議，很可能就化為泡影。一九二三年二月，僅僅在蘇聯答應提供二百萬元給他的革命政府之前的一個月，孫在香港富裕人家的客廳喝茶，宣稱「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
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財政及政治危機交作，迫使孫逸仙完成蘇聯支持的思想之旅。在《三民主義》系列演講中（翌年他過世後，演講的文本變成他政治遺產很重要的部分），他開始認定帝國主義是中華民國最大的敵人。第一次鴉片戰爭奪走清朝的海關控制權，讓中國「經濟嚴重失能」，導致每年歲入損失十二億元。「中國任由列強擺布已數十年……變成列強的殖民地。」 他告訴聽眾，事實上中國比殖民地還慘，是「次殖民地……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 他斷定，當下的「歷史任務」是團結起來，「打破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原因在「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外國人的力量。」 透過演講，孫描繪出愛和平講美德的中國，但貪婪的外國環伺，想「一朝摧毀這個國家」。他下結論說，為了拯救國家，國民黨有責任「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假如中國人不能恢復民族主義意識，準備與帝國主義戰鬥，就會「亡國滅種」。 換句話說，國民黨是中國的唯一希望。
國民黨決心將中國人團結在反帝國主義旗幟下
然而，孫逸仙的國民黨終於下定決心，要把中國人團結在反帝國主義的大義之下，它還是要找到方法，把這種新式正統觀念深植人心。到一九二○年代初期，對有雄心的政治精英來說，在數十年來，反西方的情緒隨著特殊危機而起起伏伏，沒有聯合成統一的政治力量。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需要一黨制的民族國家。所謂的共和民主人士孫逸仙在一九二四年斷定，中國人的問題在自由太多。「我們自由太多，沒有任何團結……致使我們變成一片散沙……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 依新改組的國民黨看來，中國人民需要紀律。
一九二四年，重組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帝國主義變成基本準則之一，在即將來臨的全國革命裡，決定哪些中國國民能有公民權：「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權利。」
這項任務，終孫逸仙一生來不及完成。一九二五年，他北上北京與北洋軍閥政府談判，沒多久就死於肝癌。幾乎在同一時間，他的繼任人展開現代中國最缺乏幽默感的國家建構的嘗試。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很快結論說：「總理既歿，則保障總理之一切遺教者，惟有黨之紀律。」 追隨孫的人開始強化其宣傳部，確保黨的路線確實存在，並保證貫徹到全黨各分部；報紙、雜誌及公共演講悉數遵循黨的路線。（這項成就實在不小；直到一九二四年，新任命為國民黨報總編輯的人，還得很努力確保報紙不再公開地污辱孫逸仙。）孫逸仙反帝國主義的《三民主義》和他的遺囑（由爭他遺產的屬下起草，他在去世前半昏迷的狀態下簽字），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政權成立之後，一直跟隨著大眾生活的旋律。
然而，國民黨若真想用反帝情緒打造出一個民族，那麼改寫歷史課本顯然是該走的一步。正如《一九八四》書中「英國社會主義黨」（Ingsoc）所述，「誰掌握了過去，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當前，就主宰過去。」拜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政治宣傳攻勢所賜，一八三九到四二年發生的事情，不再是有爭議的十九世紀不重要的新聞（「邊釁」或「征撫」），而是令人悲憤、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鴉片戰爭」。
＊作者藍詩玲（JuliaLovell)為英國新興漢學者，專欄作家，現任倫敦大學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著有《長城：中國對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公元2000年》，並將張愛玲、魯迅、韓少功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完整譯成英文。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中國建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