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福利國家在今天被當作像歐洲的和「社會主義」舊東西而放棄了——通常的說法是這樣的：「我相信歷史將如此記載，正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結束了歐洲的社會主義。」
二十一世紀西方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如是說。
但是他不甘心這種「通常的說法」；他要把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拯救回來，所以有了這本書：「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2014，左岸出版）
賈德一生都是在與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搏鬥。他出生於一個反對史達林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家庭，學術研究是法國的社會主義，三十歲之後他揚棄了馬克思主義，但卻沒有像某些人轉向成為右派，而是成為一個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捍衛者，至死不渝。（他於2010年過世）
在1989年的蘇東波之後，有人宣稱歷史終結了。賈德說，此後，「我們帶著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將20世紀留在身後，大膽地跨入新世紀，在自說自話的、半真半假的事實面前止步：西方的勝利，歷史的終結，單極的美國時刻，不可避免地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場。」(這句引言出自他的另一本書「重估價值」)
難道，我們對未來的想像真的已經耗盡了嗎？難道，只有當前主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模式，是我們未來的選擇嗎？我們能從二十世紀學到什麼教訓呢？
賈德認為我們不能遺忘歷史，而值得我們追求，或者捍衛的制度，既不是已經被宣稱死亡的共產主義，也不是過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2008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義──意指「對不受約束的市場的毫無批判的崇拜，對公共部門的蔑視，對無限增長的幻想」的教條，而是二十世紀戰後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民主。這套制度──包括「免費高等教育、補貼公共交通、可行的全民健保體系、國家支持藝術和其他──在戰後提供西方一個經濟穩定、社會相對平等、和政治民主的體制。
七零年代中期的全球經濟體系的改變固然衝擊了這套社會民主體制，但這背後還有意識型態的爭奪戰，以及西方左派無能提出另類方案，尤其是冷戰終結之後，左翼思考似乎就隨著共產主義一起瓦解了。於是，賈德說，人們只是恭喜自己贏得了冷戰，而沒有提出改造方案，其結果是「1989-2009年的二十年被蝗蟲吃掉了」。
他相信，人們雖揚棄了社會主義，但不應該落入市場膜拜的教條中，不該讓社會民主的理念與共產主義一起進入歷史的塵埃。
而要進行社會民主計畫，首先必須再一次學會「思考國家」，並解除我們西方根據冷戰的勝利而產生的偏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社會民主的實踐固然不容易，但也有新的契機。因為，「我們進入了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懼──對變化的恐懼、對衰退的恐懼、對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懼──正在腐蝕公民社會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賴。」面對這些恐懼與不確定，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會服務，更為重要，「恐懼的重新出現，和其政治後果，是支持社會民主最有力的論證。」
這本書對台灣尤其重要。我們沒有社會民主的過去，因此社會民主想像從來沒有在主流政治經濟論述中生根過，然而此刻我們卻無比的需要。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伴隨的是經濟的自由化與私有化，尤其是正好是發生在賈德所說的全球歷史時空：後冷戰的意識型態重整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再結構，再加上台灣過去左翼思想與政治力量的被徹底壓制，因此民主化後，我們看到的是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國家政策偏向資本家，造成所謂的崩世代現象。這不是民主應該給予我們的許諾。
賈德要西方人打開新的想像，並把歷史上曾經擁有的美好東西爭取回來，要重塑公共對話、社會平等和民主參與──台灣的我們雖然沒有這樣的過去，但是絕對不能放棄爭取這樣的未來。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任《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