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爭取我們的未來

2014-02-07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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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東尼賈德要把福利國家召喚回來(呂紹煒攝)

歷史學者東尼賈德要把福利國家召喚回來(呂紹煒攝)

「20世紀的福利國家在今天被當作像歐洲的和「社會主義」舊東西而放棄了——通常的說法是這樣的:「我相信歷史將如此記載,正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結束了歐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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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西方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如是說。

但是他不甘心這種「通常的說法」;他要把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拯救回來,所以有了這本書:「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2014,左岸出版)

賈德一生都是在與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搏鬥。他出生於一個反對史達林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家庭,學術研究是法國的社會主義,三十歲之後他揚棄了馬克思主義,但卻沒有像某些人轉向成為右派,而是成為一個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捍衛者,至死不渝。(他於2010年過世)

在1989年的蘇東波之後,有人宣稱歷史終結了。賈德說,此後,「我們帶著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將20世紀留在身後,大膽地跨入新世紀,在自說自話的、半真半假的事實面前止步:西方的勝利,歷史的終結,單極的美國時刻,不可避免地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場。」(這句引言出自他的另一本書「重估價值」)

難道,我們對未來的想像真的已經耗盡了嗎?難道,只有當前主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模式,是我們未來的選擇嗎?我們能從二十世紀學到什麼教訓呢?

賈德認為我們不能遺忘歷史,而值得我們追求,或者捍衛的制度,既不是已經被宣稱死亡的共產主義,也不是過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2008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義──意指「對不受約束的市場的毫無批判的崇拜,對公共部門的蔑視,對無限增長的幻想」的教條,而是二十世紀戰後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民主。這套制度──包括「免費高等教育、補貼公共交通、可行的全民健保體系、國家支持藝術和其他──在戰後提供西方一個經濟穩定、社會相對平等、和政治民主的體制。

七零年代中期的全球經濟體系的改變固然衝擊了這套社會民主體制,但這背後還有意識型態的爭奪戰,以及西方左派無能提出另類方案,尤其是冷戰終結之後,左翼思考似乎就隨著共產主義一起瓦解了。於是,賈德說,人們只是恭喜自己贏得了冷戰,而沒有提出改造方案,其結果是「1989-2009年的二十年被蝗蟲吃掉了」。

他相信,人們雖揚棄了社會主義,但不應該落入市場膜拜的教條中,不該讓社會民主的理念與共產主義一起進入歷史的塵埃。

而要進行社會民主計畫,首先必須再一次學會「思考國家」,並解除我們西方根據冷戰的勝利而產生的偏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社會民主的實踐固然不容易,但也有新的契機。因為,「我們進入了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懼──對變化的恐懼、對衰退的恐懼、對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懼──正在腐蝕公民社會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賴。」面對這些恐懼與不確定,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會服務,更為重要,「恐懼的重新出現,和其政治後果,是支持社會民主最有力的論證。」

這本書對台灣尤其重要。我們沒有社會民主的過去,因此社會民主想像從來沒有在主流政治經濟論述中生根過,然而此刻我們卻無比的需要。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伴隨的是經濟的自由化與私有化,尤其是正好是發生在賈德所說的全球歷史時空:後冷戰的意識型態重整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再結構,再加上台灣過去左翼思想與政治力量的被徹底壓制,因此民主化後,我們看到的是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國家政策偏向資本家,造成所謂的崩世代現象。這不是民主應該給予我們的許諾。

賈德要西方人打開新的想像,並把歷史上曾經擁有的美好東西爭取回來,要重塑公共對話、社會平等和民主參與──台灣的我們雖然沒有這樣的過去,但是絕對不能放棄爭取這樣的未來。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任《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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