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是台灣兩大輿論重鎮，《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聯合報》的創辦人王惕吾常與他一同去外國出席報界的國際會議，因此很熟識。六○年代初他和比他年長十多歲的余紀忠相識結交，一見面便言談投機。他們工作相同，職責相同，都是報紙的創辦人、投資人，並且全面負責報紙的內容和言論。當時，《明報》的規模小得多，職工人數、版面數目、銷數、廣告、影響力、盈利都遠不及《中國時報》。但他們對辦報的理想，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見面，余紀忠總是毫不吝嗇的給他讚譽和勉勵，當時台灣所享有的新聞自由比現在有更多限制，新聞工作者曾為了工作和言論而失卻自由，受到懲罰。他總是表示，自己所處的環境比他好得多，比較容易，如果再向壓力低頭，簡直不配辦報了。在他遇到困難的時候，心中常會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包括余先生。他會想，「這次倘若我投降妥協，余紀忠先生，還有某某人、某某人，他們會瞧我不起的。」余在無形之中，多次幫了他做一個正直的報人。每次到台灣，他一定去拜訪，余紀忠也一定約他餐敘。二００二年四月九日，九十三歲的余紀忠去世，他寫悼文時，想到數十年來相交的點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溫文爾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淚涔涔而下。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