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幹些壞事，這使我們失去了生活的感覺，成了旁觀者。其實，這是最可恥的事。
有些人可以相信許多事情，別人說什麼，都覺得有道理；而我，到了六十歲的時候，對於別人說什麼，都抱著懷疑的態度。最大的問題，在於開始覺得自己很可恥，好像轉變成了一個撒瑪利亞人，活在猶太人小區的邊緣，我是異端，受到輕視和排斥，在人群中，我變得極為謙讓有禮。
而在蔣介石、蔣經國的時代，我是一個猶太人，撒瑪利亞人活在我們的小區裏，我是正統，是神的子民，中國的血脈，流亡的貴族，雖然被許多本地人所嫉恨，但是我的心理自主而驕傲，在人群中，我可以直話直說，任意而為，就像1966年文革初期的紅衛兵。
自從李登輝、陳水扁主政以後，他們以各式各樣的辦法打擊我們、羞辱我們，以至於二十多年來，到現在，外省人普遍失去了認同、尊嚴和人格，像同性戀酒吧後面水溝裏的耗子，比同性戀的處境還困難，勇敢的同性戀可以出櫃，一隻耗子能做什麼？
那麼，一個外省人，六十歲了，沒有財產，不是什麼委員，不是什麼名嘴，他要怎麼有意義地活下去？去大陸嗎？當共產黨太晚了；搞統一嗎？根本沒價值；在台灣搞台獨嗎？台語都不會講，連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都讀不下去，遑論去虛情假意地附和。
史明反對的就是我們這種外省人，正確地說外來政權，問題是我們從來不是什麼政權的擁有者，我們這一代只是上一代曾經外來，我們不是政權，史明反對的是過去的化石，而我們確實已經沉積地像一堆廢棄的石頭了，或者，像泡在福爾馬林玻璃瓶裏的死耗子。
一些本土人士不斷追索轉型正義，他們現在有權力，他們是貓，虎視眈眈地看著我們，我們現在是耗子，是黑五類。可是他們今天會有權力，也是由於我們上一代帶來的制度和在過去時代中大量的犧牲，這就不值得另類的轉型正義？
外省人，六十歲，應該很可恥，他怕共產黨，他怕民進黨，他怕學運，他怕美國人。他想尋覓一個地方，如陶淵明之桃花源：「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他找不到桃花源，只有繼續討好共產黨、民進黨、學運、美國人。
最主要的是我們沒有權力，我們被鄙視、被忽視、被遺棄，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很晚才認識到：權力，是一切的根源。已經太遲了。
我剛才在廚房牆角打死了一隻蟑螂，它張著兩根鬚猶豫著往那裏去，停頓的剎那，「啪」，就被我用拖鞋打死了，若它不猶豫，到處直竄，我還真不容易打到它。
我們已經過氣，但是我們沒有自覺。我的一個老朋友說，他缺乏勇氣說出他認為有意義的事，因為目前當道的多是二、三十歲的網絡世代人，我們沒辦法和他們競爭，和他們對話，我們看起來又老又笨又窮，望之不似人君，說起話來，囉哩囉囌，不著重點，年輕人不願意和我們攪和在一起。
我們就像我們以前看到的老榮民，他們怎麼能那麼樣地活著？幾乎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只是一群該死又一直不死的外省人。如果二、三十年前你去榮總候診室，就會每天看到他們的群落，把看病當成娛樂。那時候，我才四十歲。
有一天，我在我們小區地下停車場的角落，發現用紙板隔間，住了一個廣西籍的單身老榮民，那裡的霉爛味足以使人致毒，他的濃厚廣西腔絕大多數本地同胞聽不懂。他一直認為當時英姿勃發的我是官校正期生，期待我領導大家回大陸。
那個老榮民當時七、八十歲了，後來他怎麼死的、什麼時候死的，我都沒注意到，像一隻老耗子死了，就是這樣。我的憤慨，在於國民黨的高層、核心，長期地惡待底層的兵士，從大陸時代就是這樣，他們丟掉大陸，至今沒有懺悔。
我們這一代人越來越老了，賀佛（Eric Hoffer）說：「我們一生中幹了許多應受懲罰的事，該被吊死。」但是我們沒死，繼續活著，罪的壓力漸漸回升，我們失去了快樂的感受。
除了耶穌，沒有人可以（也沒有人想）要拯救我們，問題是我們可能也不真實地相信上帝在天堂為我們留了一個位置（想像中，要幾百幾千億年地在那裏戴著翅膀歡呼上主，死的權利也沒有，因為獲得永生了；常常我不確定我真的需要永生，我真實需要的是永遠的死亡，永遠的安息。）
最主要的，是在我們活的時候，已經沒有膽氣幹壞事了，比如說做官、競選、組黨、當名嘴、貪污、通姦、咒罵、說謊、瞪人、逃亡、開快車、騎重機、浪費金錢、用刀砍人、開槍恐嚇、橫行跋扈、快意恩仇等等，這使我們喪失了生活的感覺，我們的感官麻痺，心靈纖維化，我們早就沒有夢想，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理想。
我們這麼樣地溫和順服，只為懼怕迫害。我們成了世界的旁觀者，像一群待死不死已經去勢的靈魂，披著黑袍站在路邊觀看過去我們上一代統治的眾人遊行。其實，這是最可恥的事。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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