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聽說奧薩瑪．賓拉登來馬其頓嗎？」
「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宣布大赦恐怖分子。」
最近在斯科普里（南斯拉夫東南部城市）有人告訴我的這個馬其頓笑話引導我們反思「九一一事件」後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誰是恐怖分子？對於這個問題，國際社會急需一個答案。
斯拉夫馬其頓的民族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面臨自己的奧薩瑪．賓拉登，即阿爾巴尼亞族馬其頓的游擊隊領導人阿里．阿赫麥提（Ali Ahmeti）。 [1]然而，他們說，美國和北約一直在與這位恐怖分子做交易並向馬其頓政府施壓特赦他。當然，世界民族主義的政權總是打這種語義牌——俄羅斯指責車臣人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指責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等—具有廣泛不同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就這個例子而言，並不僅僅是當地的民族主義者對阿里．阿赫麥提先生持悲觀看法。
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喬治．布希簽署了一項「行政法令」，凍結了一些人（這些人參與或者支持「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和西巴爾幹半島其他地方的極端暴力行動」）的在美資產並阻止向他們捐款。該總統法令表示：「我發現這種行動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構成了非同一般的威脅，因而宣布了國家緊急狀態來應對這種威脅。」在那份人員名單接近榜首的位置醒目地寫著：「阿里．阿赫麥提，民族解放軍（NLA）成員」，一九五九年一月四日生於馬其頓的基切沃（KiËevo）。該總統法令實際上並沒有使用「恐怖分子」一詞，但卻把他當作恐怖分子來對待。二○○一年五月，北約祕書長喬治．羅伯遜勳爵把阿赫麥提領導的民族解放軍形容成「一群殺人不眨眼的暴徒，他們的目標是摧毀民主的馬其頓」。
然而，八月中旬，在美國、北約和歐洲談判人員的巨大壓力下，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族馬其頓的代表簽署了一項和平協議。為了取得憲法和新政變革，為馬其頓國家中的阿爾巴尼亞族馬其頓人爭取公平權利，民族解放軍將停戰並將其許多武器交給北約。作為協議的一部分，馬其頓總統特拉伊科夫斯基（Boris Trajkovski）承諾特赦叛亂人士，這實際上是北約給阿赫麥提作出的承諾。正如特拉伊科夫斯基總統對我解釋，「我與北約祕書長簽訂了一份協議，祕書長的總代表與恐怖分子簽訂了一份協議」，令人難忘。
我從駐紮在斯科普里的西方代表對阿赫麥提的專門描述中發現一些困惑。一位英國的高級軍官曾在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軍作戰多年，他富有激情地向我強調，阿赫麥提及其民族解放軍中的同僚是恐怖分子。他說：「如果按照北約對於恐怖主義的定義，他們完全符合。」 [2]其他北約的高級文官和軍官代表將民族解放軍的行動形容成「叛亂」，並對阿赫麥提及其屬下在為期七個月出奇成功的行動中表現出的克制表示敬意。在文件中，國際組織特意採用委婉說法並用一個首字母的縮略詞來加以掩飾。文件上寫道：「EAAG」——「阿爾巴尼亞族武裝集團」（Ethnic Albanian Armed Group）的縮寫。
我覺得問問阿赫麥提本人或許有用。因此，帶著一名阿爾巴尼亞族的司機和口譯員，我驅車進入馬其頓西部美麗的深山老林中，沿途經過馬其頓警察的檢查站、建築優美的山村、閃閃發光的尖塔，在西普科維卡村（Šipkovica）的入口有一個臨時的標語寫著：「不得入內：民族解放軍。」騾子馱著大量的稻草沿著陡峭、狹窄的鵝卵石街道往上爬，我們在一群穿著牛仔褲、戴著墨鏡的年輕人的帶領下一路給騾子讓路，艱難地來到了一座大房子前。我們等待的時候，他們自豪地指了指從馬其頓議會的副議長那裡「繳獲」的一輛黑色奧迪車。屋內，阿赫麥提一副疲倦的樣子，一頭銀灰色頭髮，手指上黏著不少尼古丁，坐在一把破舊的扶手椅上，蹺著個二郎腿。他給了我一杯他所謂的「非常好的」威士忌——來自蘇格蘭艾萊島（Islay）的十五年的波摩威士忌。他也喝了一些。（在巴爾幹半島，艾萊島勝過伊斯蘭。）
經過幾分鐘的寒暄後，我對阿赫麥提說，「九一一」事件後，對於恐怖主義的討論很多，「一些人會說你是一名恐怖分子」。他會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當我的問題被翻譯後，他的保鏢在座位上稍微動了一下。阿赫麥提泰然自若地做出回答。我想他大概會說，「不，我是一名自由戰士」，但是他的回答更加有內涵。他說：「那個人不可能是恐怖分子，他戴著軍章，有自己的奮鬥目標，遵守《日內瓦公約》，尊重海牙國際法庭，實名實姓地公開行動，回應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致力於該國良好的改革和民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現在當然無法再簡單地說，「哦，那好吧！」人們必須看看民族解放軍到底做了什麼以及可能還會做什麼。我們也不應該回到過去幾周我在歐洲聽了無數次、令人厭煩的詞組的相對主義：「一個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個人的自由戰士。」可以肯定的是，對於這個問題，世界各地顯然有雙重標準。庫德人在伊拉克是自由戰士，在土耳其是恐怖分子，反之亦然，取決於你的立場。此外，沒錯，我們在西方政策和言辭中經常看到的那種突然轉變會招致批評。遭到排斥的恐怖分子阿赫麥提在和平進程中變成了寶貴的夥伴。中情局資助、反蘇聯的英勇戰士賓拉登變成世界的頭號恐怖分子。前恐怖分子（還是自由戰士？）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人們改變也是事實。他們總結出，像前德國恐怖分子霍斯特．馬勒（Horst Mahler）、愛爾蘭新芬黨（Sinn Fein）的領導人格瑞．亞當斯（Gerry Adams）和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做的那樣，武裝鬥爭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最好方式，因此他們像康拉德（Conrad）筆下的庫爾茨（Kurtz）那樣迅速變得殘暴起來，或者重新走出了黑暗。有許多不同的恐怖主義，並非把所有使用暴力達到政治目的的行為描述成恐怖主義都是合適的，這也是事實。如果我們不想輸掉布希總統在「九一一」事件後所稱的全球「反恐戰爭」，我們需要深入地理解差異。
確定某個人是不是恐怖分子，下面是需要關注的四樣東西，如果他們是，那是什麼樣的恐怖分子：生平、目標、方法和背景。只有結合這四樣東西才能得出答案。我將以阿赫麥提和民族解放軍為例，但這個模板適用於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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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在和一名恐怖分子喝威士忌嗎？呃，當然是在與一名前革命政客和游擊隊領導人喝威士忌，他在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故意拿起了槍。或許是他所宣稱的目標的適當性和他努力不針對平民的事實剛好將他推向對的陣營。剛好。或許吧。當然，他繼續努力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堅定變革倡導者，通過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的政治談判推動變革。因此，或許與一名改良的恐怖分子喝威士忌沒有什麼問題？如果不是這樣，世界領導人在過去十五年喝掉的威士忌恐怕只有寥寥數瓶了。
聯合國在這個問題上會給我們提供一些進一步的指導嗎？長期以來，聯合國一直迴避定義恐怖主義。最近，它已經向定義恐怖主義邁出一小步。二○○○年十一月，聯合國第六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接近一個大致的定義，該報告稱：
由於政治原因打算或者設法在普通大眾、一群人或者特定人群中引發恐慌狀態的犯罪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正當的，無論是政治、哲學、意識形態、種族、民族、宗教還是其他考慮因素可能用於證明它們的正當性。 [3]
但是這太寬泛。我們希望在塔利班中引發恐慌狀態，難道塔利班不是「一群人」嗎？誰決定什麼是犯罪行為？
九一一事件後，召開有關恐怖主義的聯合國大會的呼聲越來越高。有人不禁想聯合國給出的定義能有多大用處，一方面因為成員國對什麼應該算恐怖主義將會有廣泛的不同意見，另一方面因為其自身的難度，連最中立、獨立的分析人士也很難給恐怖主義下定義。實際上，能夠希望獲得的最好情況可能是，盡可能廣泛的不同國家，包括不同「文明」的國家（按塞繆爾．杭廷頓的理解來說）對盡可能多特例的描述達成意見一致。最差的情況是，歐洲和美國應該意見一致—這根本無法保證，比如，如果有一方認為對伊拉克或者巴以問題要採取不同的手段。即使如此，可能也不會帶來一個共同的政策，但至少可以從一項共同的分析入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的四個小標題——生平、目標、方法、背景——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折衷的樣板，但是每種情況的內容將截然不同，也沒有判斷結合情況的普遍指導。正如偉大的巴特勒主教曾經意味深長地評論道，凡事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二○○一年
[1] 這個觀點是馬其頓議會外面的一群民族主義的示威者向我提出的。馬其頓的一家網站製作了一個表格對比這兩個人（職業：恐怖組織的領導人；恐怖組織的領導人；伊斯蘭？是；是；等等）。詳見（www.realitymacedonia.org.mk.）
[2] 但是北約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什麼呢？這位軍官記不大清楚了。隨後的詢問表明北約沒有相關定義，至少是因為其成員對此意見不一—這又表明了困難。可能這位軍官想的是英國軍事理論中對「恐怖主義」和「叛亂」之間的有效區別。
[3] 我要將這段引用和對聯合國所做一切的概括歸功於我的牛津大學同事亞當．羅伯特。
＊本文選自印刻文化出版《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政治寫作》；作者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為英國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以賽亞‧柏林教授研究員，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為《衛報》、《泰晤士報》、《紐約書評》等報刊撰文，並出版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檔案羅蜜歐》、《吾民》以及《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政治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