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書中杜撰李仙得及蝶妹的故事，就是出於人性的寫法，以及多少影射了福爾摩沙女與西方相遇之美麗與哀愁，新奇與衝擊。因此希望斯卡羅及潘家後人不必認真。我想這無損於卓杞篤南岬之盟的偉大與潘文杰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英名。其他有關潘文杰的身世，如果與潘家子孫的認知不同，也請包涵。這是小說，這本《傀儡花》如果完全依史實而寫，就不算小說了。
寫完《傀儡花》之後最大的感想：寫台灣史小說有個很大的缺憾，就是「台灣觀點」的史料太少。寫歷史小說，不外乎寫「人」或寫「事」。寫「人」，司馬遼太郎、陳舜臣寫日本或中國歷史小說，因為史料豐富，所以不必虛構人物。而我寫羅妹號事件，如果照著史料寫，或變成只繞著李仙得的《台灣紀行》打轉，缺少台灣觀點。而代表台灣原住民觀點的卓杞篤、潘文杰的史料極其有限。即使留下來的中文史料，也常是官方觀點，連漢人觀點都說不上。而我又貪心地希望不只介紹「羅妹號事件」，而是向讀者介紹那個時代的台灣。
「蝶妹」這個虛擬卻又有著名家世（潘文杰之姐）的人物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也許我這本《傀儡花》應該說是「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但事實上我的小說又繞著史實打轉。為了「文以載史」，有時小說的藝術性減低，也妨礙了小說情節發展的流暢性，是其缺點。但也有優點，例如《福爾摩沙三族記》的瑪利婭也是這樣的人物，但無人會認為《福爾摩沙三族記》違反史實。我正是希望《傀儡花》也有同樣效果。
我希望我的歷史小說，不只反映事實，也反映世代，甚至反映族群命運及性格。「族群認同」的題材，是日本歷史小說所沒有的，因為日本沒有族群問題。相對的，是台灣史小說所特有的，因為台灣歷史一直存在著族群分立的矛盾。寫歷史小說，其實是詮釋自己的歷史觀及認同感。例如本書的蝶妹，是否要失身於李仙得，我曾經相當掙扎。明眼人一看即知，我書中的蝶妹，其實隱喻著台灣或台灣人的命運，也是反映著我一直強調的台灣主體性及我對台灣原住民的認同。
有關蝶妹與李仙得的「特殊性關係」，我猶疑了好久。一則李仙得是歷史人物，我這樣寫，對他是否公平；二則這樣寫，會不會冒犯了原住民。我用「傀儡」這個詞，還可說是忠實使用那時的文字記載。但「蝶妹失身」，難免會被批評執筆心態是否「正確」。本書因限於篇幅，我無法延伸到李仙得後來的六度訪台，全台走透透，油然而生侵略台灣，任「瑯嶠總督」野心之經過。甚至後來跳船日本，當了日本人侵台、謀台的軍師。史學家一般均同意，甲午戰爭後的清廷割台，也是李仙得為日本籌劃的「戰略」的執行。因此我還是讓蝶妹失身於李仙得，卻又與松仔迅速站了起來。我認為這隱喻了近代台灣史的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