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亟欲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歷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
也許你也有注意到，李小龍在《精武門》對抗的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三個在公園入口侮辱他的日本人，其中一個甚至建議李小龍扮成他的狗就可以入園。從中國的脈絡來看，很難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火上加油的組合。個人與國家尊嚴、殖民者於中國城市的作為、對日本與日本人的潛在敵意──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依舊生動。而且，《精武門》的拍攝地點是中國國土上的英國殖民地。
我們須記得並瞭解造成這個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並非我們只要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就可以讓過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補償。更重要的是，瞭解二十世紀國際化的中國，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野心。本書談的是外國的入駐與之後的餘波。影響直至一九九〇年代的歷史論戰，持續到香港與澳門兩個殖民地回歸中國。我們越是有深入的瞭解，就越能瞭解中國現在（以及未來）是如何利用過去。我的前一本書《瓜分中國：一八三二至一九一四年清朝的外國惡勢力》（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我從外人逐漸居留中國的歷史說起，始於一小區的英國商人不滿受到廣州法律限制，直到一戰爆發前外國入駐已幾乎控制整個中國。
該書探討商人的觀點，以及他們在清朝國界內建立的世界。談論他們的野心和行動如何遭受清朝官員與國民抵抗，也討論他們如何與外人合作，利用外人達成個人目的。一切不離合作事業，只是偶爾才有真誠又平等的合作。強行施壓能達成的有限。我也探討這段時期在歷史序列的定位。而在本書，我從一戰結束後開始追溯這些故事，歷經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崛起、日本侵略，以及中國共產黨茁壯並於一九四九年掌權。我會說明這些元素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如何推進、過去的後遺症如何被理解與重新呈現，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國留下後遺症的外強又是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還有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情況。寫作期間，中國境內的兩個外國殖民地脫離控制還未滿二十年。這依舊是當今的故事。
上海的告示牌雖然是個迷思，但是，我們還有一個更廣大的故事，關於各國外僑挾著武器背書的條約和協議，控制中國的核心地區、建立行政區，並發展成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這個行政區開發著名的江邊地區，俗稱外灘，並在北端設立了一座公園，公園訂定了數條規定，禁止狗和自行車、禁止摘採花朵、禁止華人入內（除了陪伴外僑的家僕）。公園雇用英國人、錫克人、俄國人、日本人與華人，組成執行上述等規定的警隊。居住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僑，他們的社交與文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摻雜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態度、作風與政策。必要時，他們當然也必須包容中國居民，他們會在商場等事務對中國人妥協，與中國人合作、談判或合夥。那些公園規定有歷史背景，也倍受爭議。租界中各國的媒體在公開集會或透過社會政治組織，爭論這些規定。一九二八年六月，公園規定改為所有人皆可在小額付費後進入公園。此事件捕捉到許多中國現代經驗的元素，這正是本書關心的議題：抗議與抵抗、形象與無法理解的形象、中國境內由外國治理的世界、此複雜世界長久留下的後遺症。
我的主題是外人的居留與這些時期的經歷，但也需要討論日漸重要的民族與個人尊嚴，當然還有經常被提及的中國「國恥」，以及中國與西方長久的曖昧關係（這裡也包括日本）。所以，舉例來說，這個故事是關於控制上海的是誰？何時？如何控制？著手打造可與外強競爭之新中國是誰？何處？何時？如何打造？我們還須記得關於幫助中國的外國人、評論中國的人、人道主義者、政治運動者與雇傭等人的故事，更別遺漏了銀行家與技師。本書也關於主導中國形象表現的是誰？如何呈現？由誰呈現？在何處呈現？。好萊塢與皮卡迪利兩地的重要性和上海與廣州同等，一樣重要的還有居留了傳教士的九〇％中國縣市。這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故事，這些關係在城市與鄉村皆鮮明；為國家發言的是誰？如何？何處？中國「問題」如何表達？提出什麼解決方法？這個故事也關於中國受到的西方誘惑，那股擁抱外國事物、想法與作風的渴望，例如中國如何開始跳舞。以及中國的抗拒，炸了舞廳的是誰？為何？燒了書籍或打壓音樂的又是誰？這也是外國如何與二十世紀中國日常生活結合的故事。
一九九一年，我首次拜訪上海，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發現世界並沒有停止運轉。陳先生說：「叫我T．T。」陳先生當時七十七歲，曾任英商電力公司副理，現在已經退休。倫敦中國社的某位聽眾介紹我去拜訪他。英商電力公司當年第一次雇用當地大學畢業的工程師，那個人就是T．T陳。完美的戰前英語措辭正好證明上海英美社區的背景。這樣的家庭能資助他就讀英語學校與大學（陳先生上的是聖約翰大學，美國傳教機構），畢業後他們在外商公司與機構找到工作，然而，他們完全是華人，對國家也充滿抱負。我第一次與陳先生見面時，他仍住在英國公司提供的房子，儘管數十年來，隨著其他人搬進去，他逐漸失去那棟房子；我們初次見面時，已經縮減到只能使用一間房間。一九六六年算起的三年裡，陳先生被軟禁在那棟房子。他的個人經歷以及與外國人的關係，使他在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批鬥目標。陳先生被控為外國間諜。現代中國歷史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便可從陳先生故事的這些面向看出，這樣的家庭與社群的名譽如何變化？一九四九年國家政策扭轉之後，中國面對過去的態度為何？對個人而言，就像陳先生，又是如何受難？中國不只是上海，也不只是陳先生的世界。一九四九年後，「新中國」如何調整失衡的鄉村和西化的都會區；外國與本土、自立與外援之間孰輕孰重，也是本書的主題。此外，一九四〇年代之前，除了眼光極為獨到的人，幾乎無人想把中國當成模範，然而，一九四九之後，中國成為革命的燈塔。新中國似乎成為能夠教導舊世界的新世界，啟發全世界的想像。同時，新中國迷倒並啟迪了從巴黎到秘魯的觀察者。同時，新中國也史無前例地孤立。一九七〇年代，這個國家開始開放，很清楚過去是未竟之業，過去不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議題，過去更同時影響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身分認同。
本書集結所有將告示牌故事視為己出的各種視角：謹慎的學者想在《世紀》雜誌提供真實無誤的國家歷史；當地人強調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解（這也是相當必要的理解）；外國社區的居民（他們做了什麼？為了什麼？）。我們也將見到一九四九年後，以上視角的繼承者如何看待中國對外關係。這不是全盤的中國現代史，卻是中國現代史重要的部分，這些主題對於瞭解廣大歷史影響至深，這些主題塑造了中國現代史，反之也被其所塑造。
本書取材中國、英國與美國的檔案。本書部分源自中國的資料，在我第一次檢視後就遭限制讀取，主要因為後人發現過去的證據與今日官方的宣傳版本相差太大。那些資料和告示牌故事一樣，使官方說法矛盾或不攻自破。儘管如此，我仍能取得大量資料。海外資料相當豐富，這也證明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規模。
一九九四年六月，公園告示牌事件被上海大眾媒體收到的大量投書劃下句點。三天後，我竟然收到邀請函，邀請我前往上海的現代歷史研究所演講關於告示牌的主題。歷史學家努力不懈。當時我不曉得《世紀》雜誌引起的軒然大波，而我在演講後的秋天才發現，我之所以受邀正是為了支持上海懷疑論者的論點。我和懷疑論者一樣，我相信必須接受那個故事實是迷思。我也相信，除了過去外僑美好的回憶與後革命意識型態促成的堅固敵意（當然還有許多革命前的），我們必須對這段時期的歷史確實理解。中國和西方的互動需要適切討論，中國之外的人也需要記得。這段歷史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消失只是遲早──前帝國心臟地區的各國人必然擁有遺忘的特點。外人在中國居留的意義和衝擊，更是容易被當成普通歷史，為人遺忘或忽視。在美國，這件事往往被當成歐洲或日本的現象，美國並無共謀，或者美國是以不同的姿態，是幫助而非壓迫中國。
我們該瞭解，這段歷史更為複雜。我們也該瞭解，這段歷史至今仍然生動且重要。
本書不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而是廣大的民族主義中，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扮演的歷史角色。雖然，如我們即將見到，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後遺症持續深遠，而且由於政治理由，這樣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觀合理。現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險。
《瓜分中國》出版後，我問了一位前英國外交官，他們平常談論到該書裡的事件時，他的中國同事與其他同事互動情形如何。他們很常談到這些事件嗎？他微笑看著我，回答：「好些年來，他們幾乎只談這個。」他們現在當然會聊聊其他話題，但是這類話題從未消失，依舊鮮活，而且火辣辣的。
＊作者羅伯特．比克斯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曾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著有《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 Me）、《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兩部讚譽不絕的作品。本文選自新著《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