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的內容，其重點除了思想啟蒙和以民主憲政為主導的政論之外，最令人矚目的要算「反對黨問題」的討論。中國近百年來，從沒有一份報刊，像《自由中國》那樣重視反對黨問題的。一九五○年四月，雷氏就發表了〈反對黨之自由及其如何確保〉一文。一九五七年四月起，在三年五個月中，共刊載七篇朱伴耘討論反對黨的文章。同年八月起，一連七個月以社論討論「今日問題」，最後一篇即歸結為〈反對黨問題〉。到一九六○年五月，雷氏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專文，終於揭開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序幕，不久即因領導組黨而發生震驚中外的「雷案」而坐牢十年。
以上在臺灣扮演異端知識分子角色的三位先生，在國民黨中都曾是擁護領袖的忠貞之士，到臺灣後竟被當局視為叛徒，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轉變？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轉變？他們在臺灣戰後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作者為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本文摘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