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權力的壟斷：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實施的動員戡亂體制，長年不改選的「萬年國會」，以及中央政府內閣人員長期的省籍不均現象，使得外省人被其他族群認為寡佔台灣的政治權力優勢。
三、地方派系的培植：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推行「地方自治」過程中，國民黨積極培養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力量與基層，並透過侷限性的地方選舉及派系所形成的政治掮客功能，使得國民黨取得普遍性的政權合法地位。
四、經濟社會組織的安排：光復初期，台灣大部分人口屬於農業生產者，而來台的大陸省籍人士在身份上幾乎都屬於「軍公教」管理或者服務階層，使得彼此在日後政治權力競爭以及財富積累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不平等的現象。而國家與政黨所掌握的一些經濟資源與官僚位置，也常常遷就照顧第一代「外省人」，對於軍公教人員亦有特殊優渥的退撫安排。
這種層層疊疊、設計周密的政、經制度操控造成了台灣社會深層結構上的省籍二元性分化現象，也提供了國民黨在台灣建構「內部殖民情境」的制度性根源。外省族群在1990年代後期之所以在國家認同上會發生左右為難的困境，與國民黨法統體制、國家認同意識的強固操作及不同省籍的二元社會結構有極密切的關係。
在國民黨操控下的台灣社會，其所灌輸的大中國國家想像，其實具有多重的社會意義。有時候可能是政治權力正當性的表徵；有時候可能會對不同族群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進而形成某種程度的階級差異；但也可能是官方主流文化對於地方是否尊重或是歧視的衡量指標。但是，在討論國家想像、認同問題的時候，黨國體制的操控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一向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為台灣的「黨國體系」，基本上是一種以黨國為核心的支配方式。國民黨為了確保其政治權力的鞏固與延續，不僅在憲法層次上透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加以扭曲，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策略上亦經常做出差別待遇的設計與安排。所以，一些經濟與文化、教育的不平等問題，經常被歸因於不公平政治、威權官僚統治的結果。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外省人常常被認為是台灣的既得利益族群。普遍而言，外省族群對這種差異亦了然於胸，並將之視為國民黨的德政。因此在政治上對國民黨自是衷心擁護，全力支持，形成一種緊密的利益共生關係。這也是絕大部分外省民眾一碰到關鍵選舉，非深藍候選人不可的重要原因。
透過綿密的政治、教育、文化、傳播體系的安排操縱，台灣人民的國家、民族認同有相當長時間是符合黨國體制所設定的目標的--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行政院陸委會自1992年起對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態度進行調查：當時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高達44%，有3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只有16%。可是這種國族認同的傾向在此後的二十幾年間發生了極大轉變。到了2015年之際，國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降到了3.5%，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則高達6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則佔33%。從這些調查數字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在不同時期的確存在著不一樣的國族想像，而且逐漸呈現出與中國圖騰切割、自我當家作主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