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西方世界自從川普選上美國總統，彷彿要對抗隨之而起的某類風氣，一系列權勢人物的性侵案獲得定罪，騷擾者受到懲處。各種女性議題，從辦公室到娛樂圈，成了媒體的常態性話題。而在亞洲，日本幾位顯赫人士牽涉的性騷擾案件，則有了不同以往的發展。
在這樣的氛圍下，十月初，被數位女性指出受其性侵害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Kavanaugh，卻爭議性地獲得國會通過任命。此事引發許多女性上街抗議，連家庭主婦都動員其來，因為雖然事發年帶久遠而證據不足，但正如去年台灣一位文壇新秀受其老師性侵的爭議，許多人知道，青少女受性侵後往往不敢告訴任何人。
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政府預估該國至少有60％的性侵沒有報案，而只有2%-8%的指控無法成立，但Kavanaugh事件卻引發了一些人對於性侵爭議更擔憂證據不足與程序正義。《經濟學人》於今年九月Kavanaugh身陷醜聞時做的民調便發現，擔心「不實指控」更勝於擔心「性侵沒報案」的人口比例，與一年前相較，由大約13%升高至18%。而細分人群中，則以川普支持者的改變最大，由20%升高至38%。
在這一波女性與男性、女性與社會成見、男性與女性議題、各種人與暴力對抗的熱潮中，人們很自然會想起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著的經典、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性》。
西蒙·波娃相信，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不是因為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而是由整個人類文化所產生。這個文化可以改變，首要方式就得給女人與男人同樣的機會，於社會中完成自我實現。
然而，自《第二性》出版至今，西方與亞洲社會幾已廢除各種限制女性發展的規定，眾多統計數字卻仍顯示，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遠遠不及男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眾說紛紜，其討論有時自相矛盾、趨於晦澀，以致許多男性與一些女性只當「追求兩性平等」為一句政治正確的話，卻忽略了，現今兩性尚未平等的現象對於不論男性與女性所有人代表的意義，也沒有察覺到改變這現象的迫切。
西蒙·波娃曾回憶，當她還是大學生時，在校園裡遇見另一個女學生：
她以她的才智與奇裝異服出名，這使我對她非常感興趣。…那時中國正被大饑荒蹂躪，人們告訴我，她聽到消息時哭得很厲害。那些眼淚比她的哲學天賦更加重我對她的尊敬。有一天，我終於能夠接近她。不記得談話是怎麼開始的，她用果斷的聲調說，當今唯一算數的事情是，使全人類都有飯吃的革命。我斷然地反駁到，問題不在使人們開心，而是要幫助他們找到存在的意義。她怒視著我說，「你顯然沒有餓過肚子。」而我們的關係就到那兒為止。
西蒙·波娃所述的女學生，就是小她一歲，後來自巴黎高師畢業的西蒙·維爾（Simone Weil）。這另一位西蒙不若波娃知名，但她日後寫就極具原創性的《伊利亞德，暴力之詩（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為文篇篇經典。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算不同意維爾的歷史觀點，仍說：「只要維爾寫的文章都值得一讀。」
維爾十四歲的時候，曾經因為自己可能一輩子進入不了崇高的「真理之境」而認真想要去死。然後她覺悟到，只要真心渴望真理、努力不懈，任何人都有機會進入真理之境。帶著這樣的覺悟，使她雖然來自富裕家庭，卻過著幾乎苦修的簡樸生活。維爾對人類帶著極大的悲憫，其追求的「真理」總是圍繞著消除世上苦難而轉。為了明瞭受苦之人的處境，她曾離開教職，於電器工廠擔任女工，兩年後又到西班牙支援工運團體抵抗獨裁者佛朗哥的軍隊，直到受傷被父母帶回。
波娃日後對自己與維爾的相遇耿耿於懷，認為對方一定將自己當作「有點靈性的小資產階級」，但這只顯示出波娃混雜了在乎別人眼光與對維爾的敬意之幽微心理，而那樣講的維爾，卻可能是因爲聽說中國發生飢荒，已經讓自己去體會餓肚子的感覺了。她經歷的真實經驗，加以純粹的心靈，使她的思想突破成見、穿透事物表象，散發巨大能量。維爾充滿醒悟的篇章，雖然不易引起同仇敵愾 – 而這也是她至今沒有廣為人知的原因，卻正是當今這關鍵時刻，能啟發我們的思想。
有幾項統計數字引人深思。當過去二十年，富裕國家的女性在學業上已有與男性一樣甚至更好的表現 – 比如美國自十八年前開始女性上大學的人數就已持續超過男性；女性擔任高管的比例，卻遠遠不及男性。在一項2010年整理的統計就顯示，美國五百大企業中，只有大約4%的執行長與13%的高管是女性。在中階管理與偏獨立運作的專業人士方面，女性則與男性不分上下。
男女酬勞的差異，在高管層級則更加明顯。一項2017年對歐洲主要五個國家所做的統計發現，低階員工男女酬勞差異不明顯，但隨位階升高，差異迅速拉開。在嚴重的國家比如德國與西班牙，女性高階主管的酬勞，比同位階男性少了15%。要怎麼解釋，當女性的平均天資已被證明等同於男性，剛畢業時的就業機會也不遜於男性，進入職場後，卻升遷困難，而好不容易升上去時，酬勞也較男性主管為少？
對於女性高管不成比例之少的現象，最常被提出的解釋是，女性為了照顧小孩而離開職場。只要增加幼兒照顧機制，就能改善此情況。
然而，上述這種說法無法良好解釋高管的酬勞差異，也不適用當今二十幾歲至三十幾歲的千禧世代。了解實情的人知道，很多時候照顧小孩只是藉口；女性離開職場的真正原因卻是：工作沒有成就感、被當作奴僕使喚、薪水不成長隱含的自己不受重視的現實。ICEDR於2016年在美國進行的調查，呼應了這樣的認識。
另外有些人作出結論，說上述現象是整體企業對女性的成見與刻板印象造成，是一種歧視；或者如最近引用麥肯錫與LeanIn.Org的數字，華爾街日報一篇文章所認為的，是辦公室裡的性騷擾/性侵害行為沒受到制裁，使女性在同事間顯得沒權力，也導致女性不被尊重、升遷受阻。
上述兩種解釋雖然有其道理，但恐怕不完全反映當今現實，畢竟越來越多男性因為母親是職業婦女，對女性的看法已更趨開放進步。另一方面，兩種解釋導向的相同解決方法，即硬性保留一定數量的高管職位給女性，則已引發競爭不公平的爭議。
欲改變女性的社會地位，就得更深刻地了解驅動此現象的原因，即便結論不符合政治正確。
在一個組織中要能被賦予重大責任，或在任何領域中要具備影響力，天生的聰明才智只是門檻。更重要的是：格局視野、領導統御、團結人心、整合與吸引內部和外部資源、創造性地解決問題、有智慧地冒險等等各種人格特長。領導組織，雖然不需身體性的武力，在某程度上仍像帶兵打仗。
我在美商投資銀行工作時，觀察到一個現象。那些通過種種困難關卡、由大學錄取進來的初階分析員中，女性遠遠多過男性；並且就算公司為取得男女平衡而想增加錄取男性，也因應徵者明顯的工作能力差異而失敗。這些稟賦高、好勝心強、負責任的女性，當其職位升遷到一定程度，背負起重大的業績責任時，卻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孤立無援。她們在外部進行的人脈活動很少有實質效果，在內部調動資源則常受阻礙，以致交不出具體成績而被迫離開公司，也間接導致公司少有女性高管的事實。在創投與私募基金，我也觀察到類似情況，只不過業績責任替換成了投資眼光與募資能力。
雖然女性常被認為較男性更有同理心、更擅長溝通，但非常可能的是：能夠進行現代版帶兵打仗的女性人數，遠遠不及男性，以致擔任高階管理的女性人數不成比例的少。如此，便也解釋為什麼在獨立作業的專業人士方面，女性人數與男性不分軒輊了。
然而正如西蒙·波娃所說，女性的人格特長是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是女性在人格形塑過程中，所面臨的處境造成的。一些別具風範的特殊女性便用各自方法演示，限制人格發展的處境可以被超越。這些處境，於《第二性》七十年前出版時很糟糕，但是到今天，除了更趨於平等的智識教育使女性不再懷疑自己的才智之外，仍然極大地阻礙著一個女性發展自主性與行動力。
其一、是女性自幼兒時期即展現的想要受人喜愛的傾向，帶著這種傾向一旦感受到周遭不期待其採取主動，便會漸漸趨於被動，以博得喜愛。在《第二性》的眾多描述當中，仍然有許多情況是當今女性經歷的：
她學得何謂「漂亮」與「醜陋」，她得知為了取悅別人，必須像圖畫一樣漂亮。她試著把自己弄得像一張圖畫，穿漂亮的衣服，在鏡中端詳自己，將自己與公主和仙女們相較…
母親一方面對女兒過度親密，另方面又對女兒敵視。…母親們都努力勸誘，想獲得新的追隨者。…母親把她看成自己的化身，把自己的矛盾，完全投射在女兒身上，當這「另一個我」肯定了獨立個性時，母親覺得自己被反叛了。…母親常常無緣無故地給她巴掌：「教訓教訓妳。」她要表示她仍然比女兒優越。
從童年起，不論她是否有意拘留於「女性」之界限內，卻都仰賴男人給她生命之滿足與逃避之路途。…朋友們羨慕讚賞最受男人注意的女孩，在美國大學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是以約會的多寡衡量。
（一些）少女相信自己身體有魔力，能將男人套入軛木之下；相信自己命運中有魔力，使她不必做任何事，卻能達成一切慾望。至於真實的世界，她試著忘掉它。
其二、則是女性從年紀很小到很大，籠罩在她生活中遭到性侵的威脅。這種威脅來自任何時候、四面八方。可能是來自認識或不認識的、是來自理該照顧自己的或來自陌生人、是夜晚走在路上時或乘坐計程車時、是在敘利亞內戰村莊被軍隊入侵時或在美國富裕社區參加同學家的舞會時。
這種威脅，使許多女性在成長過程即被限制行動的自由。她不能與朋友到校園外探索世界、不能單獨去冒險旅行、不能隨意結交三教九流、不能太突出表現自己。這些威脅的陰影，存在於意識之中，也存在潛意識之中，甚至不用別人限制她，她也會限制自己。然而，所有與人相關的能力，都是在實踐與試誤中養成，是在觀察各種情境、嘗試、受挫、模仿、創新的交替中獲得，是在見識不同文化與行為模式後突破成見而學到。無法在人格形塑過程中進行這種探索，使得女性缺失了對行動的把握，在往後，就更無法有效地獨立自主了。
前述的第一項阻礙，一旦被女性清醒地意識到，她們便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克服。西蒙·波娃的回憶錄裡，就處處透露了需要被人喜歡的性格。當她不被人喜歡時，她會沮喪。然而這沒有阻止她思索自己的內心與社會上的成規，也沒有放棄要找到自己在「世上真正的地位」。而西蒙·維爾自從下決心要進入「真理之境」，早不在乎是否被人喜歡。正如波娃見到她時的樣子，她不修邊幅，對「巴黎時尚」全不關心；在中學教課時，也不在乎家長的升學期待，純粹為了啟發學生以特立獨行的方式教學。
女性在人格形塑過程中面臨的第二項阻礙，卻不是單獨自己可以掌握並克服。性侵發生的容易程度，直接影響女性感受的威脅多巨大。在困難度上，與其說和女性所在社會對性侵行為的容忍程度有關，倒不如說和其社會選擇了什麼樣的運作原則有關：這個社會是選擇以暴力，還是以思慮長遠的規則來運作。
當仗著體力優勢的性侵發生時，那是以身體暴力侵害另一個人的自由與身體，並藉此奴役其心靈；當受性侵後報案，卻被以蒐證為由再一次騷擾，以致報案不成功時，那是以佔有職位的權力暴力欺壓應受保護之人；當親近之人指責被害人不檢點甚至遺棄她時，那是以思想暴力將別人物化；而如果侵害人位高權重，權力結構為了保護自身的穩定，一致模糊焦點，甚至孤立與羞辱被害人時，那是暗示出腐敗氣息的機構暴力在壓制個人。
這些暴力，源自無節制的獸性、濫用職權、物化他人的心理、機構腐化，會在性侵事件中出現，卻也會在社會上其他方方面面，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出現。美國在Kavanaugh爭議性地獲國會通過任命，而性侵事件沒有受到詳盡地調查後，馬上出現狂熱份子，將炸彈郵寄給立場他不贊同的政治人物與企業家，正顯示了一個益加訴諸暴力以解決問題的社會。
然而使用暴力之人，也會受制於暴力；在暴力之下，所有人不再是人，淪為物件。正如西蒙·維爾在《伊利亞德，暴力之詩》中所說，全篇連半神阿基里斯都不是英雄，因為：
伊利亞德中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主題、真正的中心是「暴力」。被人使用的暴力，奴役人的暴力，讓人肉體消滅的暴力。
暴力對擁有它、或自以為擁有它的人毫無憐憫心，因為正如對它所有受害者一般，它先迷醉他，然後粉碎他。實情是，沒有人真正擁有它。
想要在其他領域限縮暴力影響，卻獨獨將暴力導向社會中之女性的做法，也不可行。受過度壓抑之人終究會反擊。反擊可能出現在一般人的家庭生活中，而近年越來越多女性學習以色列防身術（Krav Maga），以改變自己的體力弱勢，也是另一種新興的反擊現象。
然而，這麼做只是增加女性自我保護能力，卻絲毫未改變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暴力。有些人可能認為，人類的命運終究是在暴力中受苦。維爾在《伊利亞德，暴力之詩》中寫道：
這正是當人們蒙蔽雙眼時會發生的情形。強者不會永遠都強，而弱者也不會永遠都弱，雖然兩者皆不這麼想。兩者皆拒絕相信雙方其實屬於同樣的物種：弱者看不出自己與強者有何關聯，反之亦然。
對使用暴力充滿自我節制，才能使人類避免陷入暴力機制的運作旋渦中。然而，這需要超人的美德，而這就如同弱者的尊嚴一般少見。
也許在未來終有一天，人類可以完全不受制於暴力。在那天到來之前，不論我們所在社會有多大程度訴諸暴力，西蒙·維爾為追求真理，而無懼於去經驗世界各個角落的一生，仍揭示了，一個女性可以超越處處受限的處境，把自己當成一個「人」，而不只是一個「女人」一樣的活著。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