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視察行程。我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社區發展。金瓜石小山村裡最顯著的地標，就是「國際戰俘紀念碑」，一個原錐形的碑，建在村內，紀念四千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一面黑色的石牆，刻著四千多個名字。這裡已經成了金瓜石的觀光景點。
一路陪著我的兩位村民耆老，在解說礦坑的歷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裡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一種欲言又止。我察覺了追問，老人家有點靦腆，問，「真的可以說嗎？」
我說當然。
他們試圖告訴我1942年金瓜石發生的事情。老人家的敘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後，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當這些盟軍戰俘被關在俘虜營裡時，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國民，俘虜營的監視員也往往用的是台灣兵。政府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些盟軍士兵，把一個宏大的紀念碑放在村子中間──說穿了，它難道不是一個每天指著你的「提醒」？這或許是應該承受的，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了的，也不只是這些外國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1942年日人鎮壓礦區，逮捕仕紳菁英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麼我們的碑在哪裡呢？
有時候，辯論歷史曲折遠不如慈悲來得重要。我看見了老人心裡隱藏的創傷。文化部馬上聯繫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1942金瓜石事件，並且結合地方，由鄉民自發地去進行建碑的事。這個「岩誌」，在2014年建立：「於一九三O年代，日本統治的末期，由於爆發二戰，為恐臺人乘機謀叛，日人發起『莫須有』之鎮壓，遂於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紳、耆老、菁英百餘人或威脅或監禁，嚴刑酷訊...」（上） （2015年7月18日於香港書展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