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當時的中共需要穩定局面，對香港人，尤其是對資本家，姿態謙和；中國官員施展統戰手段，竭力討好和拉攏香港資本家。香港大部分資本家和全世界的資本家一樣，認錢不認國，有奶就是娘，對中國收回主權，早年至少可以說持觀望態度；等到回歸成為定局，又恰逢中國大陸採取經濟開放政策，香港資本家紛紛向北看，投資大陸賺錢。一些當年追隨港英的政客「突然愛國」，搖身一變，投入新主人懷抱，粉墨登場，成為新建制的一員。1997年之前支持香港回歸的主力是所謂民主回歸派，即主張回歸後香港實行民主制度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批人士中，有一小部分支持現在的特區當權者，大部分堅持民主要求，成為山頭林立、組成多個政黨的所謂泛民主派。
一國兩制的矛盾
從根本上說，在一黨專制下的中國範圍內，《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之間，矛盾難於調和。回歸之後，香港人日益明確自己推崇的核心價值是法治、人權、誠信、廉潔、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熱切希望能夠保持這些價值。為此，港人在政治上日益覺醒，要求當家作主的意願日益強烈。在中國大陸，儘管中共十八大之後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二十四字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過，我們知道，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等美好字眼一如中國憲法中保障公民權利的文字，都是拿來做樣子的。
對中共而言，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去「維穩」，即維持以「紅二代」為核心的中共權貴長遠穩定統治是根本目標。很明顯，陸港兩地的兩制南轅北轍。如果中共繼續收回主權之前的低姿態，嚴格依照《基本法》行事，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內部存在的問題，包括地產霸權、貧富嚴重不均等社會矛盾可以通過新的民主機制解決。但是，回歸不但沒有提供解決香港內部問題的契機，反而由於中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施加的影響力和壓力，使得兩制之間的矛盾變得更為尖銳。
在香港回歸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經濟成長，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中共權貴掌控的國有資產，即國有企業在香港上市。據香港媒體的報導，國企已經成為香港股市的主力，國企市值佔到總市值六成以上。香港股市事實上成了中國權貴們的提款機。不僅如此，中國許多高官的家屬、情婦和富商紛紛取得香港居留權，香港成了中國權貴們的溫柔鄉。在大陸維護中共權貴的利益與在香港維護中共權貴的利益同步，中共必然更要直接插手香港事務，更加不能容許他們不能信賴的人出任行政長官，以免影響他們的利益。儘管中共放棄了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其統治出於利益驅動。但是，他們的管治手法並沒有與時俱進，還是老一套的敵我思維，不是把治下的民眾視為公民，有自身的權利和權力，調和各派民眾的利益，而是打擊主要敵人，施展統戰手段，拉一派，打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