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怨氣之源
主權移交之後的香港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香港人為什麼怨氣衝天？
有人用殖民地理論解釋香港事態，認為這是結束殖民統治之後的非殖民化過程中某些事務處理不當所致。事實上，香港不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獨立的殖民地。二十世紀末的香港，經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經濟起飛，作為四小龍之一，與世界展開貿易，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成為一個富裕的多元社會，出現了受過良好現代教育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接受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要求當家作主。英國解密檔案表明，港英當局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知道中國會強烈不滿實行由香港人選舉議會和政府的制度。然而，香港人要求實行民主制度的呼聲高昂，港英統治後期，曾經有過一系列要求實行普選的運動，其中以「八八直選」（即要求1988年實行直接選舉）最為引人注目。出於同樣的顧慮，港英當局扼殺了香港人的民主要求。
其次，與中東和非洲許多政權變動之後紛紛陷入亂局的國家不同，香港已經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現代建制：廉潔奉公的公務員制度、成熟獨立的司法制度、提供給低收入階層的廉價住房制度、經過打擊貪腐行為之後比較廉潔和政治上中立的警察隊伍、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而活躍的媒體，等等。即使是靠公帑（實際上是納稅人出資）設立的香港電台，也獨立運作，反映市民的心聲，批評政府和官員的不當之處，而不是充當政府的喉舌，替政府做宣傳。
此外，作為多元的現代公民社會，香港有許多非政府公民組織，如慈善機構、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工會組織、婦女組織、專業協會、商會以及種種社會運動團體。
中國當局對於中產階級已經成長、有效的現代建制已經建立和成熟的公民組織已經出現的複雜多元的香港並沒有深切的認識，遑論如何進行有效的管治；高層領導人針對香港的方針一向粗疏。當年解放軍橫掃全中國時，卻於1950年在深圳河邊停了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出於現實需要，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維持香港原狀。派去香港的中共幹部只跟自己人打交道，自成一統，與香港人，與香港社會脫節。只是在毛澤東和四人幫極左路線下，在文革期間，香港的共產黨幹部為了自保，發動其後受到黨內高層批評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發動暴力事件，使香港人與中共政權更為疏遠對立。
鄧小平面對香港問題時，正當毛澤東死去，文革遭到否定之際，百廢待舉，為了緩和收回香港造成的衝擊，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但是，並沒有詳細的計劃。當時主管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廖承志說得更簡單和直率，「換一面旗，換個總督」就可以了；香港繼續「馬照跑，舞照跳」。鄧小平還表示過，如果保留香港現行制度五十年不夠的話，可以保留一百年。這樣的話一方面說明中共當時的低姿態，另一方面也說明鄧小平對於五十年或一百年之類的數字並不當真，只是說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