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川普突然對中國發動關稅戰後，隨即加強對中國晶片產業的打壓，扣押華為CFO孟晚舟，並限制華為的5G技術。此時，中國副總理劉鶴多次往返中美兩國，進行談判與折衝。這場經濟戰一路延續至2025年，川普再度對中國發起一波商品10%加10%、再加34%，汽車100%的關稅戰，至今已有超過1,200個中國科技公司，研究機構，大學及個人被制裁。然而，隨著博弈的深入，中國迅速反制，對美國產品對等加徴34%關稅，擴大限制稀土出口，增加制裁27家美國企業，並未再有高層官員出面斡旋。經過七年的博弈，中國已成為全球無可撼動的世界工廠，擁有完整的產業鏈，且日常用品難以取代。目前，中國對美國出口佔比僅11%。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態度淡定，不以為意，外交部長王毅甚至指出：“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
在1990年代，江澤民曾多次表示，當中國的條件成熟時，將自然而然地走向民主選舉。美國日裔政治學家福山（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中，提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華盛頓模式）可能是人類政治體制的歷史終結。然而，近年來，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接連選出了川普、拜登、蕭茲、安倍、岸田、尹錫悅、小馬可仕、澤倫斯基等一系列無能，甚至傷害自身國家利益的領袖，顯示出華盛頓模式的嚴重缺陷。
相較之下，中國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軍工產業及國計民生等領域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應對金融危機、社會問題和自然災害中的高效表現，已吸引了大量學者的關注與研究。 2004年，英國學者拉莫（Ramo）發表了《北京模式》，指出中國的「北京模式」與美國的「華盛頓模式」各具優勢。江澤民所提的「當中國的條件成熟時，自然會走向民主選舉」已不再是中國的發展路徑。中國應該自信地走自己的道路，無需追隨西方模式。
自1996年成立瓦森納協議（Wassenaar Arrangement）以來，西方國家開始限制中國在技術和軍事領域的發展。 2012年，歐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制約。然而，中國依然保持快速發展，到了2018年，川普和拜登對中國的恐懼與日俱增，聯合西方盟國對中國展開更加激烈的打壓。
例如，近年來，美國及其盟國的多艘航母頻繁現身南海，對中國進行示威。義大利的加富爾號航母、法國的戴高樂號航母、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都曾前來，最近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航母也計畫赴南海示威。此外，西方也組建了印太框架、印太聯盟、美日印澳同盟、美日澳同盟、美日菲同盟、美日韓同盟、AUKUS等多個軍事組織，甚至日韓兩國也意圖加入北約。儘管這些聯盟明顯無法有效對抗中國，但西方卻依然依賴這些重疊且無力的組織來壯膽，在恐懼中尋求自我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