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任專文：外交生涯最後一站—印尼

2013年10月駐印尼大使夏立言調升為國防部特任軍政副部長,由我接替他出任他在印尼的工作。夏立言的新工作我在2009年擔任過，而我又來接替他出任駐印尼的大使，也算是人生中的一個巧合吧!

由以色列一個蕞爾小國調到一個土地面積190萬平方公里，人口2億6千萬的印尼，其中的差異十分巨大，更何況一個是信仰猶太教的國家，另一個是穆斯林人口佔了85%的大國。對我而言,這是公職生涯中的最後一站，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應該不少，一定要有所建樹，才不枉此生。

在印尼工作面臨幾個困難：1. 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進行官方互動往來有一定的困難；2.無法參加外交團的活動；3.東南亞國協的總部設在雅加達，東協+1各國除了派駐印尼的大使之外，還有派駐東協的常任代表及館員，都需要保持接觸；4.印尼國會的下議院及地方議會共有議員七百多人；5. 政黨林立，各有政治立場；6. 處理外勞簽證等業務繁重；7.詐騙集團、販毒、漁船喋血案不時發生；8.台商眾多，餐敘等活動無日無之，都要參與；9.塞車情況非常嚴重，浪費很多時間。10. 接待台灣眾多來訪貴賓。

外交部駐外單位人少事繁，人力素質與幹勁尤顯重要。到印尼之後赫然發現，駐處的同仁都是精兵強將、能力出眾、任事積極、拓展對外關係的能力很強, 這是我在印尼工作三年最大的資產。

在等待上任的兩個月期間，我收集了很多資料想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與政經發展，沒想到有關印尼的中文書籍十分貧乏，連旅遊書籍都寥寥無幾。十年之後，這種情況還只能說稍有改善。

幾位前任駐印尼的大使如林永樂、楊進添、夏立言，都有卓越的表現，奠定了台-印尼穩固友好的雙邊關係。除了延續舊的工作之外，新人新政總要有所表現。這是我公務生涯的最後一站，也是最忙碌的一站。

一、處理印尼移工業務繁雜

2014年初我到任的時候，在台灣的外籍勞工人數51萬人，其中來自印尼的有22萬人，占第一位。印尼來台的移工以女性為主，人數有17萬五千多人，占79.7 %，他們大多從事家庭看護的工作。另外漁工超過一萬人。由地處偏僻的西加理曼丹山口洋（Singkawang )嫁到台灣的女性超過四萬人。

這些移工來來往往，我們每一年要處理的簽證超過6萬件。辦公室每天湧進四、五千人來辦理面談及簽證手續。每年簽證收取的費用超過2億5千萬新台幣。由這個數字可以顯現工作量之龐大複雜。同仁還要辦理結婚面談、證件驗證等相關事宜。不時發現假結婚、假證件、假學歷的情況。同仁每天要處理這些人流、資料、檔案，收費，真是勞心勞力。雖然工作的場所環境不甚理想，同仁們還是堅守崗位，耐心處理這些繁雜的業務。

我的工作不在日常的審批業務，而在於跟印尼政府溝通不要禁止勞工到台灣工作；另外要求印尼政府同意我方在中爪哇的泗水（Surabaya)設立辦事處。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二、遊說印尼政府不要禁止勞工赴台

2014年10月佐科威(Joko Widodo)當選並就任印尼總統之後, 他認為印尼是一個大國，派遣勞工到別的國家工作，有損國家的顏面。他上任之後，就禁止勞工前往中東國家工作。我們擔心禁令會適用於台灣。台灣在家庭看護、製造業及遠洋漁船業方面對印尼的移工需求很大；一旦勞工被禁止到臺灣工作，會產生很多不利的後果。我們一方面透過關係見到了新任的人力部部長哈尼夫（Hanif Dhakiri ）, 說明台灣的需求及如何善待印尼的移工。印尼處理勞工外移的海外勞工安置及保護局局長奴斯隆（Nusron Wahid) ，我也跟他建立直接聯繫的管道，並不定期的見面，商談印尼移工在台灣的情況及待遇,或處理移工在台出現的問題。他們兩位首長對移工在台灣的情況有了了解之後，同意繼續維持原來的政策，讓台灣有需要的家庭及企業不會因缺工而造成困難。2015年8月我們安排印尼人力部長哈尼夫訪台，與我方協商在台印尼勞工薪資等事宜。幸好，印尼對台的勞工政策並沒有改變或禁止。

三、泗水設立辦事處

移工來台都要到雅加達我們的辦公室進行面談及資料審核的程序，這些移工大部分來自中爪哇地區的貧困人家，要他們搭車到首都雅加達不但費時費力，車票加上旅館支出也是很大的負擔；對台灣有需求的家庭來講也是漫長的等待。對此，在我到任前多年，外交部已經決定要在泗水設立辦事處，一方面節省簽證辦理的時間、節省他們的費用，也可以早一點符合台灣有需要家庭的殷殷期望。

我到任之後將泗水設處列為首要的工作。同仁們在前任代表奠定的基礎下，多管齊下，一方面跟印尼外交部、貿易部、情報局、勞工事務相關機關溝通，另方面透過副總統卡拉（Jusuf Kalla)辦公室的首席經濟顧問林綿坤（Sofjan Wanandi)先生協助, 再懇請國會外交、經濟委員會的議員為我們說項。2014年10月印尼簽署同意我方在泗水設立辦公據點，但條件不符合我方需求。印方同意的只是個聯絡辦公室（liaison office), 而不是我們要求的辦事處（branch office)；台北只能夠增派一名同仁，當地僱員只限於4名。由於條件過於嚴苛，根本無法運作，我們只有婉拒。我告訴印方,開設辦事處明每年要花很多經費、多幾名當地僱員也可以促進就業，都是為印尼勞工著想，對他們只有百利而無一害，希印方再做寬鬆的考量。又經過10個月的溝通協調，2015年8月20日印尼貿易部長Rahmat Gobel簽署同意函，我方可以在泗水設立辦事處, 外交部可以派四位同仁，當地僱員人數不限。印方完全同意了我們的三項要求。泗水辦事處經過我們緊鑼密鼓的選址、勘查場地、交通情況、添置設備、發佈新聞、進用僱員等工作，終於以最快的速度在2015年12月18日開張，外交部指派蕭勝中為首任處長（總領事），另特派政務次長令狐榮達主持揭幕儀式。泗水辦事處成立之後加快了移工審核的程序、減輕了雅加達代表處的工作負荷，也縮短了在台灣急需外勞家屬的等待時間。蕭勝中總領事也因在泗水表現優異，於2022年11月調升為駐馬紹爾群島大使。

對外交部駐外同仁而言，能夠開設新館是外交突破，大功一件。但在我的印象中，同仁好像沒有得到外交部任何書面的獎勵。

四、印尼官方對臺關係研究案

印尼自從1945年宣佈獨立及1950年加入聯合國以來，即使我國當時仍為聯合國會員國及常任理事國期間，甚至印尼與中共於1965年至1990年斷交期間，印尼均未曾與我國建交，所以臺-印尼雙邊關係必須從基礎做起，雙邊的代表處與人員的特權及禮遇，也必須從零向上開始努力。印尼政府奉行「一中政策」歷史久遠，在他們的外交及公務護照簽證頁上，多年來仍蓋上「持照人不可前往臺灣及以色列」的不當註記，印尼外交部多年來對臺-印尼關係發展的立場也相當保守，僅同意雙邊進行經貿、投資及文教等非官方合作及交流。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我在印尼任職期間，鑒於臺印雙邊人民互訪日趨密切、雙邊各項合作及高層互訪蒸蒸日上，以及臺海兩岸關係和睦友好情景下，我就指示政務組同仁盡可能多與印尼外交部官員聯繫及交流，並積極洽請印尼方官員組團赴臺考察印尼人民在臺生活情形及印尼駐臺代表處的組織、功能及待遇，同時也請印方派團前往日本、南韓、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澳洲等國考察駐在國與我方駐處的合作關係及互惠待遇，以為做為修正對臺政策及提昇雙邊關係的實證參考。

印尼政府雖一向秉持「一中政策」，但是近十年來也同時注意到印尼在臺僑民保護及與臺灣發展經濟、社會及文化合作關係的國家利益，印方外交部官員也曾明言向我方表示，即連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都可以與臺灣發展友好關係，並相互給予互惠之特權及禮遇，再者臺海兩岸關係良好，雙邊通航、通郵及通商，印尼政府也應該與時俱進，調整對臺政策及作為，終於促成印尼外交部做成有始以來第一本以增進臺-印尼雙邊關係及互惠待遇的政策白皮書，並促成印尼政府首度派遣職業外交官駐臺，執行其法律上責無旁貸的保護僑民工作。印尼目前在臺僑民人數，包括移工、漁工、學生、外配、以及跨國婚姻未成年子女等高達40多萬人，我也期盼印尼外交部增派人員駐臺，甚至增設高雄辦事處。

五、爭取與印尼政府高層會面

我在印尼工作期間跟印尼官方來往最重要的人物是副總統卡拉（Jusuf Kalla). 2004至2009年期間，他擔任副總統。2014年1月初我到任時，他並沒有特殊的公職。我們在外交部長林永樂的同意之下，邀請他及多年台灣的好友林綿坤訪問台灣。林部長這一步棋下得很好，當年10月卡拉出任副總統，對台印關係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每次碰到我的時候都會稱呼我為ambassador. 今（2024）年三月卡拉夫人及兩個女兒到台灣來參觀在台南舉辦的國際蘭花展，指定由我陪同.

我在印工作的三年期間，涉及雙邊重要的疑難雜症都是透過林綿坤先生向卡拉副總統說明。卡拉副總統對台灣十分友好，舉例而言2015年5月外交部長林永樂訪問雅加達，他不但設宴款待，還邀集了六位部長作陪。2015年2月外交部政務次長高振群訪問雅加達，卡拉副總統在家裡安排早餐招待，並召集了重要官員一起見面。2016年10月上任不久的外交部部長李大維訪問印尼，我們安排與卡拉副總統見面，參與對話的還有當時重要的官員如海事統籌部部長魯夫特（Luhut Pandjaitan)、投資協調會主席湯瑪斯(Thomas Lembong)、工業部長愛爾蘭加（Airlangga Hartarto)、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局長奴斯隆（Nusron Wahid)等。印方的諸種官式安排層級之高，在其他我們沒有邦交的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在2016年12月離任之後，這種盛況不再了！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我在印尼三年工作期間，印尼政府部長及以上官員到台灣訪問的有工業部長沙勒（Saleh Husin), 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法蘭基（Frank Sibrani), 人力部長哈尼夫（Hanif Dhakiri), 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長瓦希德（Nusron Wahid),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奴兒（Nur Kholis), 海事統籌部長利查爾（Rizal Ramli), 科研及高等教育部長納希爾（Hasbiyah Nasir), 總統台灣特使翁俊民，移民總局長Ronny Franky Sompie，農業部長Amran Sulaiman等多人。

經友人安排的重要活動還包括去前總統蘇西洛官邸拜會，在場的有印尼前駐美大使迪諾（Dino Djalal);印尼肅貪會主席阿古斯丁（Agustin Rahardjo);國會副議長法德利（Fadli Zon)；海巡安全署署長馬瑪惜（Desi Mamahit）；海事統籌部長利查爾(Rizal Ramli)及國會主管外交、國防事務第一委員會主席馬夫得茲（Mahfudez)等多位黨政高層人士。

前往印尼訪問的台灣高層官員，包括金管會主委王儷玲、調查局局長汪中一、警政署署長陳國恩、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副主委黃天牧、公平交易委員會張洪浩委員、外交部長李大維、經濟部次長楊偉甫、監察院院長張博雅、外交部部長林永樂、外交部政務次長高振群、移民署署長莫天虎，教育部次長林思玲、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等人。雙方高層政府官員的互動十分密切。

六、我的木瓜外交

到印尼工作半年之後，2014年7月印尼舉行總統大選，雅加達省省長佐科威與卡拉當選正副總統。我們透過各種管道向他道賀，並希望能夠見上一面。九月間他的辦公室同意我們的要求，我就召集同仁研究見面時送什麼禮比較好。有同事提出送台灣做的手機，也有提當時很流行的電子相框、法藍瓷, 還有其他的建議。我考慮之後決定，帶一些農產品送給他，包括農技團在印尼種的蔬菜及台商種的木瓜。因為他非常的清廉，不能接受貴重的禮物；他又很重視農業，送農產品可能是最好的選擇.當天接見我們的時候，他看到前面擺了兩個木瓜，彎腰拿起一個，也示意我拿起另一個，然後一起照相，留下了我跟總統一人捧一個大木瓜的歷史鏡頭（如圖）。當時中央社的記者周永捷也在場拍下了這歷史性的一刻，但事後我請求中央社不要發稿，因為這一則有亮點新聞可能會博得大的版面，但很可能引起中國大使館的抗議，對我們以後的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忍一時之快，便利後續工作的推展。在沒有邦交的國家跟總統能夠見面，並向他報告雙邊投資、貿易、經貿、農業、教育方面的合作，這在別的無邦交國家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2016年11月我請好友印尼國信集團總裁翁俊民先生協助，安排國泰集團蔡鴻圖董事長等人晉見佐科威總統，陪見的還有經濟統籌部長Darmin Nasution, 貿易部長Enggartiasto Lukita,工業部長Airlangga Hartarto等首長。我當天穿著一件紅色底印有龍紋的印尼batik國服與佐科威總統合照，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幀照片（如圖）。

佐科威總統對台灣十分友好，他是印尼日惹大學森林系畢業的，過去跟詩肯柚木公司合作，將印尼的木製家具銷售到台灣來，他對西門町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我從印尼三寶壟搭飛機回雅加達正巧與佐科威總統同一班飛機。當天的飛機起降十分準時，尷尬的是我坐在商務艙，而總統卻坐在後面的經濟艙。我跟他交談了一會，不久受到安全人員的阻擋。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印尼首都雅加達省副省長，後擔任省長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也是我們重點連繫的對象，一方面他的人望及政治行情很高，另一方面他有華人的血統。我跟他見過幾次面，他每次都會提台北有一個垃圾處理場的大煙囪上面開了一個旋轉餐廳。 雅加達污染情況嚴重，鍾萬學省長非常注重環保，希望在這方面加大治理的成效, 我們也樂於協助。 2014年4月11日上午在雅加達省環保局的廣場，由我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贈送兩台垃圾車及兩台灑水車給省政府。鍾副省長親自出席捐贈典禮，對台灣表示感謝之意。車身噴上「Love from Taiwan 」字樣。他還親自開了灑水車帶著我繞廣場一圈供媒體拍照。 次日，中英文媒體都做了大幅度的報導。

七、國會聯絡及成立東協第一個國會友台小組

印尼國會是兩院制，分為人民代表會議（DPR), 或稱為下議院，共有575名議員，由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地方代表理事會（DPD), 共有136名成員，由34個省各選出4名，兩院合計有711名議員, 任期五年。2014年大選之後國會的席次由九個黨派瓜分。獲得席次最多的四個政黨是鬥爭民主黨、戈爾卡黨，大印尼行動黨、民主黨。

印尼是一個民主國家，政黨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要以有限的人力聯絡超過七百位的國會議員及組成政府的九個政黨，可說是人力短絀、時間有限，資源缺乏。我就定下一個原則：「廣泛接觸、重點聯繫」。由政務組負主要責任。印尼國會有11個委員會（Komisi)，我們將重點擺在負責國防、外交、通訊及國際合作的第一委員會；負責貿易、工業的第六委員會及負責教育、文化、旅遊的第十委員會。在同仁的聯繫下，我們到國會與議員見面都是暢行無阻，可以達成溝通的目標.

在台灣的媒體常會看到美國國會友台小組（Taiwan Caucus)的新聞, 我在以色列工作時也有一個友台小組，有20名國會議員參加，占國會議員的六分之一，對我們在促進雙邊友好關係，支持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與利益有很大的貢獻。我就起心動念要在印尼設一個國會友台小組，一方面可以減輕我們人力的負擔，再方面透過他們可以聯絡到更多的國會議員。

政務組組長建議由人民良心黨（Hanura)的主席維蘭多將軍（Wiranto)入手。這個政黨雖然小，但主席維蘭多的地位很高，他曾經擔任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在蘇哈托政權末期和改革時期的政治轉型中擔任關鍵的角色。他是一名退役的4星將軍，在安全與政治事務中擁有豐富的經驗。我跟他第一次餐敘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言談中肯，思慮縝密，連坐姿及走路的姿態都很挺拔威武。在同仁建議一下，我們幫該黨在2016年6月辦了一次開齋節的餐會，氣氛良好，友情滿滿。他非常贊成我們成立國會友台小組的構想。我們這一步棋也下的很巧， 稍後他被佐科威總統任命為政法安全統籌部部長，相當於副總理級，位高而權重。

之後我們也陸續拜會了團結建設黨（PPP)主席Muhammad Romahurmuziy, 公正福利黨等高層人士。2016年6月終於水到渠成，我們在Muria Senayan 飯店舉行成立大會，選出Mapeutya Viada Hafid議員為第一任主席，Asril Hamas Tanjung議員及Parlindungan Purba議員為副主席，這是當時東協十國中唯一有國會友台小組的國家，意義十分重大。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八、突破與外交人士互動的障礙

代表處首要之務是建立與印尼外交部各相關部門負責官員的溝通管道。其次是與各國派駐印尼的大使有見面溝通的機會。比較特別的是要建立東協十國派駐在東協的常任代表建立關係，因為東協十國是採用共識決，我們要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或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都要先爭取到東協十國的一致同意，他們派駐在東協的常任代表及東協秘書處自然成為我們重點聯繫的對象。過去要跟東協秘書長見一面都很困難，但我在好友張天来的協助之下跟當時的秘書長、越南籍的黎良明成為好友，打過幾次高爾夫球，在球場上溝通很多意見。

特別值得提一筆的是，我有幸認識的這位華僑張天來先生，他在經商之餘，很喜歡跟各國的大使交往，常出錢出力安排大使們餐敘、打球或到外地遊覽。他並沒有任何私心或想藉此做生意，完全出於興趣跟大使們交往，每次他安排的活動都會邀請我參加，在輕鬆的活動中我很自然地就跟這些外國的使節建立了友誼。這對因為沒有邦交而無法參加當地使節團活動的我而言，帶來很大的幫助。

2015年12月泗水辦事處揭幕，外交部指派政務次長令狐榮達來主持，我就安排他跟東協十國常任代表打高爾夫。當天10位常任代表來了九位，緬甸常任代表不打球，但也特別趕過來吃中飯與我們見面。張天来兄也安排了一場我離任的球敘，很多大使參加，難得的是黎良明秘書長也在百忙中參與盛會並主持頒獎的活動。此外，如日本、新加坡大使等在官邸宴請張天来時，他都會建議找我一起出席。他對於我們推展外交工作助益很大，我就建議觀光局聘請他為台灣的親善大使。對此等安排，他也是滿心歡喜。

我們也借重台商的力量推展外交工作。台商蔡文雄（已因新冠不幸往生）在雅加達外海的一個小島養殖石斑魚，我們安排大使們搭船前往養殖基地參觀，讓他們了解台灣人的養殖技術，回程時每人送兩箱魚貨，賓主盡興而歸。台商黃文其夫婦養殖的蘭花姿態典雅、香氣迷人、色彩多樣，深受印尼人士的喜愛。我們也安排大使們到他的蘭花園去參觀，回程時每人贈送幾株自選的蘭花，愉悅之情溢於言表。又如台商柯昭治先生在萬隆的咖啡園所種植出來的咖啡豆風味絕佳，香氣口感均衡，喉韻尤佳。在幾個山頭的咖啡園中，也經常可以收集到麝香貓咖啡豆。我們也安排了印尼外交部的Swajaya總司長等人前往參觀品嚐。這些活動花費很少，但效果奇佳。

九、突破外交部長訪問首都雅加達的限制

2014年8月，外交部指示在印尼舉辦地區工作會議, 我們當然希望外交部部長林永樂及駐東南亞的大使們可以齊聚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 我們積極協調印尼政府各部門，尤其是情報局（BNI), 最後印方雖然同意我們辦理這項高層外交人士的會報，但不能在首都雅加達舉辦，只能夠在峇里島辦理。與會的大使們可能很高興，能夠到渡假勝地峇里島來開會，但對我來說部長不能夠到首都十分遺憾。

2015年我們又接到外交部的指令，再度來印尼舉辦擴大地區會報. 憑藉同仁過去一年跟相關單位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副總統辦公室的協助，印尼政府同意外交部林部長可以前來首都雅加達出席這項會議。此次擴大地區會報成果豐碩，獲得外交部長官及同仁的肯定。印尼副總統卡拉也在高檔旅館邀請林部長及同仁晚宴，參加的還有六位部長，印方對我們的禮遇我是點滴在心頭。

十、爭取免簽證待遇

馬英九總統任內推展「活路外交」, 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就是爭取免簽國，讓國人可以拿一本中華民國的護照，在全世界暢行無阻。取得免簽待遇既可以省時、省力、省錢，並且有尊嚴地到各國去趴趴走或從事商務活動。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以色列是一個極度重視安全的國家，我在任內爭取到國人免簽的待遇，每年去參訪的人數在4000人左右；而印尼是一個大國，國人每年到印尼觀光大約17萬人次，爭取免待遇，是理所當為。

兩國互免簽證是正常情況，單方面給予免簽則是例外也少有。台灣與印尼的情況十分特殊，因為印尼每年有大量的勞工、漁工、學生到台灣來工作讀書，還有不少婦女嫁到台灣來。其中不乏假證件、假學歷、假身分、假結婚的情況。如果不在第一線把關，他們很容易以觀光名義進到台灣來打工，或成為逃逸外勞，也可能帶來社會問題。

我們有爭取免簽的想法，正好印尼新總統佐科威上任之後大力推展印尼的觀光業，我們趁勢而上，跟印尼觀光部長Arif Yahya展開積極的協調。2015年3月印尼政府宣布給15個國家免簽待遇，並沒有台灣。有些台商不清楚問題的複雜性，指責我們辦事不力，我們也只有繼續跟相關部門協調。7月間，我又去拜會了觀光部部長，請他優予考慮，並表示台灣的觀光客到印尼來逐年增加，並且消費十分大方，完全符合印方的政策。10月間傳來好消息，印尼政府正式同意予國人免簽待遇；但印尼人士到台灣來仍要經過申請簽證的程序。印尼政府充分了解我方不能給予印尼人士免簽的顧慮，才能做出符合我方的安排。在馬英九總統任內，給予我方免簽的國家由54國增加到164個國家及地區。

2023年6月印尼政府宣布取消對很多國家的免簽待遇，包括台灣在內。前往印尼要辦落地簽或電子簽證, 2024年9月又宣布恢復對13國免簽。希望今後印尼政府也重啟對台灣的免簽待遇，對雙邊關係的發展，不論旅遊或經貿投資都有助益。

十一、促進台印尼投資及貿易

馬英九總統任內雖然沒有提出新南向口號，但促進雙邊的投資與貿易當然是代表處的重點工作。估計印尼約有2,000家台商企業，台籍幹部及家屬約兩萬人左右，保守估計聘用當地員工超過60萬人。台商投資的產業包括紡織、鞋業、家具、食品、造紙、五金、輪胎業、汽機車零配件、金融服務業及農漁業等。台商主要集中在爪哇島的七個大城及蘇門達臘的棉蘭、萬丹地區。印尼有8個台商組織，在雅加達設立總會, 他們是促進台灣與印尼貿易及投資的主要動力. 華社組織更是百花齊放，最大的是廣肇同鄉會,會員有300萬人之多.這些形形色色的組織也都是我們同仁聯絡的對象。

十二、雙邊教育交流

1965年印尼總統蘇哈托上任後，擔心中國共產黨勢力滲透，勒令關閉全國的華文學校，禁用中文, 中文報刊也不得發行。1999年印尼總統瓦希德執政，才又開放華文學校，沈寂多年的華文教育慢慢恢復。在印尼留台校友中熱心推動與台灣教育的校友，包括葉秀娟、沈清平、江澤民、劉俊逸、楊儒龍、林正君、曠耀章等人。目前在印尼的留台校友多達7000多人。各個大學面臨生員不足的情況，紛紛派教授前往印尼招生，成績最好的就是台灣科技大學，目前在印尼的畢業校友高達1300多人。2014年印尼來台進修的學生有2345人, 占我國外籍學生來源國第四名。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在台灣讀書的印尼學生共有1萬六千多名。

十三、疑難雜症

由台北飛往雅加達只要五個半小時，距離不是很遠，雙邊的互動難免產生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1.詐騙。與印尼相關治安單位合作，三年內共抓捕331名詐騙集團成員，都遣返回台灣。他們回台之後就被釋放，因為犯罪的證據、機具都在印尼，不可能移轉給我們；而受害者都是大陸地區的民眾。

2.  毒品。印尼對持有毒品採取嚴厲的處分. 持有少量時有可能被處數月至數年的監禁；大量持有至少判四年，甚至死刑。迄今被判處死刑的台灣人約有20餘人。監禁期間有時我們還要派同仁去探視。

3. 漁船。漁船喋血案如2014年國榮333號台籍船長在印尼附近水域失蹤案，12名印尼籍船員被尋獲帶回印尼，家屬、船東、地方議員、立委對代表處提出各種責難；經密集協調之後，我國安局、調查局、刑事警察局、移民署官員得以登船收集相關證據，並詢問船上12名船員。印方做了大幅度的讓步，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台灣，我政府也不可能允許外國的執法官員登船檢視。

十四、新南向政策

自2016年民進黨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加上兩岸關係不睦，台商紛紛撤資轉往東南亞，但台印尼之間的投資增加的幅度不大，占印尼總外資比例卻越來越少，以2022年為例，僅占0.5 %, 2023年占0.3 %。印尼對台灣的投資更是微不足道. 出口到印尼維持每年30億美元上下，但每年台灣是處於入超的狀況， 2022年特別嚴重，入超高達144.5億美元。自2016年以來,印尼主管投資的協調委員會大力協助拉攏外國投資及簡化手續，無奈台商考察者絡繹於途，資金到位的卻少，駐印尼同仁及台商團體疲於奔命，忙著接待，相對於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的投資力度，台灣對印尼的投資及貿易地位已大不如前。其實，自1998年以來，印尼政局安定，以其天然資源豐富、人口紅利、交通改善、產業升級及貪腐減少，效率增加等因素，印尼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投資的好地方。事實證明，空喊口號對促進經貿並沒有什麼好處. 台灣想要簽定雙邊ECA, 加入多邊RCEP、CPTPP仍然看不到任何成果。

我們可以由下列指標檢驗8年來「新南向政策」是否成功：1，新南向18國有沒有部長級官員，尤其是外交部長，到台灣來訪問？2，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能不能到18國的首都去訪問,與外交部長或部長級的官員會面？3，有沒有簽訂雙邊或多邊的經濟合作協定？事實上，除了2021年印尼投資部長 Bahlil Lahadalia及2023年菲律賓能源部長訪台之外，其他乏善可陳。也許還有少數秘密來訪者，但外界無從得知。

在印尼工作期間印尼政府對我們友好的貴人，包括總統佐科威、副總統卡拉、雅加達省省長鍾萬學、投資部長、2位統籌部長都已經卸任了。印尼新的總統也在今年10月就任，中華民國新任駐印尼的代表赴任之後可有得忙了。

2016年12月16日我在印尼任內退休返國。回顧過去的生涯，我考過的國際新聞人員特考、簡任升等考試、甲等考試被撤銷了；我工作過的海工會被撤銷、新聞局被外交部合併、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改名、駐香港辦事處奄奄一息。回顧來時路，每一階段都踏實工作、認真負責、清廉自持, 沒有留下什麼遺憾。 （相關報導： 風評：民進黨把悲劇變鬧劇的本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駐印尼特任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