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文專文：儘管遭遇難題，中國有足夠能力完成經濟轉型

儘管中國政府在經濟成長方面遭遇難題，但目前仍算是成功達標。總之，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完成經濟轉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更有可能完成這一使命。

究竟什麼因素能夠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革，甚至是與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這個政治制度徹底決裂呢？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有四個最受觀察者推崇：經濟遲滯甚至是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國際關係危機。我的假設是：在可見的未來，現存的威權政權將能夠解決這些危機，像之前一樣成功地適應環境變化。不過，從長遠角度看，政權萎縮的表現將愈來愈鮮明，並迫使其開始自我轉型。那麼，中共政權是否能自己實現民主化？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很有可能變成一個表面上是共產主義的，但實際上是高度威權的、菁英主義的、家長制的、根本上民族主義且愈來愈帝國式的政體。在強大的經濟和外交實力支持下，它將向全世界宣傳其獨特的發展路徑。

經濟遲滯或經濟危機

很多研究中國的人認為，中國經濟的飛躍進步強化了當前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使能夠存在更長時間。所以部分學者下結論說，當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或者發生一場經濟金融危機時，共產黨的統治將會被削弱，並促使其進行政治改革；不過，我認為，做這個結論為時過早。還有一些人認為，如果沒有政治改革，黨國將無法保證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其組織架構過於僵化、反自由，因此不能適應全球化的環境，並且不利於創新。我認為這些觀點都沒有足夠的依據。我們必須用相對的眼光去看待中國面對的經濟、金融問題，以及一黨制度與現代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如果黨國真的遇到經濟和社會危機，實際上它具備了強大的政治和安全資源來維持其統治；這種實力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更強大。

中國未來的經濟問題

中國的經濟是龐大、複雜且多元化的。作為二○一○年以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體制由多種結構組成，其中包括：（1）中央及地方的國有企業；（2）那些主要集中在地方、規模較小的集體企業；（3）國家級、省級的大型私人企業和無數的小型石油企業；（4）所謂「灰色」企業，即國家控股的私企。在中國，農業經濟主要基於劃分至家庭的土地所有制，這種碎片化的經濟收益甚微；雖然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土地集中化（至少在土地使用權上）和生產現代化的趨勢，但這個過程非常緩慢。

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可否認地慢了下來（這實際上不無好處），但是它仍舊以令諸多國__家羨慕的速度成長（二○二三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五點二，而二○一○年成長率為百分之十點六）。不過，這個數字掩蓋了嚴重的地方不平等狀況：部分內陸省分，以及像東北三省等傳統工業大省都陷入了蕭條，而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依舊快速成長。儘管國有經濟被不斷鞏固並整體開始取得盈利，它的經濟貢獻仍舊不突出，部分國企也在繼續虧損；國家依舊需要倚賴私人經濟來創造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自二○二一年起，房地產危機更是讓難題不斷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相關報導： 壽險業首創APP金融友善服務專區 富邦人壽行動友善家數位服務新標竿 簡易介面搭語音旁白 行動繳費免出門 ｜ 更多文章 ）

不過，政府已經知道，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處理以下經濟問題的時間點：從依靠投資和出口到內部消費、創新和服務業發展的經濟轉型；地方政府和企業嚴重的債務問題（二○二三年國內赤字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二百八十八）；在重工業（鋼鋁製造）、船舶建造、電動車、太陽能板、水泥生產等領域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前述的問題也因為地方保護主義、許多經濟部門缺乏全國市場的事實，以及美國、歐盟對部分中國出口商品（例如電動車、電池與太陽能板）實施禁令而更形嚴重。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當生產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過高，而科技和人才優勢仍不足以與發達經濟體抗衡的時候，國家經濟便會失去競爭優勢。

以上這些風險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中國的經濟學家早已了然於心。經濟轉型的道路漫漫，目標尚未實現，而政府自二○○八年以來，一直依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發展。大量經濟主體的債務存在於一個與傳統銀行體系並行、不受監管的金融體系（即影子銀行），沒有人知道這個體系內真實的債務數字（據信占總債務的一半），也沒有人能夠控制這些經濟活動。雖然政府從二○二二年開始打擊影子銀行，但影子銀行仍是規模達三兆美元的產業。以建築業為代表的重要行業未能及時調整供需關係，已經導致了嚴重的泡沫。有些泡沫已經在部分地區，尤其是那些「三線、四線」的中小城市破裂，導致房地產價格下跌。在二○一八年春天「爆發」的中美貿易戰，也影響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體的信心，令人民幣貶值，也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新冠危機落幕以來，經濟問題不斷累積。要知道，世界上目前只有像日本、韓國和臺灣等少數經濟體成功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依舊很清楚，經濟領域是他們的重中之重。我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更具備解決上述大部分經濟問題的實力。儘管中國民眾的儲蓄率很高（二○二三年為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二，二○○八年則為百分之五十二），民眾的消費還是有不斷增多的趨勢，從二○一○年占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三十五點六，來到二○二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二。雖然這個比重仍舊較低，但是在二○二○年代，消費將貢獻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一，高於二○一○年代的百分之四十一。與此同時，投資在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將由百分之四十二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四。服務業經濟也預期有大幅成長，其占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已由二○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和二○一三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升至二○二三年底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六，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家庭消費結構有所調整。一部分勞動密集型工業（紡織、製鞋、小電器）已經離開了中國，轉向東南亞、南亞甚至是非洲發展。 （相關報導： 壽險業首創APP金融友善服務專區 富邦人壽行動友善家數位服務新標竿 簡易介面搭語音旁白 行動繳費免出門 ｜ 更多文章 ）

此外，在民眾高儲蓄率的支持下，政府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最後只會有一部分最脆弱的國企需要面臨破產重組。政府也有能力說服私人大型企業向政府支持的公有企業投資。比如在二○一七年夏天，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考慮到聯合經營的收益，決定投資中國的電信公司中國聯通。儘管政府在二○一七年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影子銀行依舊成為銀行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國的銀行體系主要還是國有性質。在二○一五年八月股災之後，人民幣對照美元貶值百分之四，中國政府便即刻採取了一系列穩定措施。在面臨各種情況的時候，中國政府都展示出了透過貨幣和財政政策應對的能力。例如，它持續嚴格控制人民幣，在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不允許民間自由兌換；它控制資本流向，自二○一六年開始，限制中國企業，尤其是私人企業，在境外進行投資。在這些努力下，經歷了二○一四到二○一七年的外匯流失（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從二○一四年六月的四兆美元，下降至二○一七年一月的三兆美元），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終於在二○二四年三月底趨於穩定，達三點二四五兆美元。

運用這些類似「柯爾貝爾主義」（Colbertism）和「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政策，中國政府正在引領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中國政府在二○一五年春天宣布的「中國製造二○二五」戰略也體現了它的野心：中國不僅僅要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龍頭，也要在未來世界的高級、精密、尖端產業中占據一席之地。「中國製造二○二五」有一個關鍵指標：在二○二○年前提升關鍵零組件產量百分之四十，並在二○二五年前提高百分之七十。為了實現此一目標，政府透過直接或間接的形式，促進科研（預算超過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創新的發展，推動諸如電動汽車、機器人、人工智慧、航太航空、生物科技和微電子技術等「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同時，中國政府也意識到私人企業在創新方面的重要角色，透過補貼的形式鼓勵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開展合作，並鼓勵具備充足資本的大型私人企業，在境外收購高科技領域為首的公司，以期幫助中國更快地掌握關鍵技術。美國、歐盟與日本、南韓、臺灣等國家對先進技術轉移祭出禁令，讓中國在科學與技術領域追求更加自主的腳步加速，宏觀來說多少也是為了與前述經濟體脫鉤。儘管中國政府在經濟成長方面遭遇難題，但目前仍算是成功達標。總之，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完成經濟轉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更有可能完成這一使命。 （相關報導： 壽險業首創APP金融友善服務專區 富邦人壽行動友善家數位服務新標竿 簡易介面搭語音旁白 行動繳費免出門 ｜ 更多文章 ）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也是台灣女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