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盡速弭平南北戰爭帶給美國的傷害，當時戰勝的格蘭特將軍特別給予了投降南軍全體將士應有的尊重：南軍軍官可以攜帶手槍或佩劍離開部隊，每個軍官和將士都得到一份由格蘭特將軍簽署的《證明書》──證明他們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們可以自由地回到家鄉，不受戰爭法律的追究，不受北方聯邦的歧視。而美國政府也堅守格蘭特將軍對於投降南軍的承諾，多年來保障了每一名降軍軍人個人和家庭的安全和尊嚴，無論士兵或軍官在戰爭後都沒有被逮捕或坐牢，也沒有遭受經濟和政治的壓力，他們都重新獲得了一個普通平民安寧和平靜生活的權力，於是，美國又恢復了戰前正常的法律秩序。這也是美國文化偉大的地方－－勝利者固然值得讚揚，失敗者同樣令人敬佩；勝者理應名垂青史，失敗者也無愧後人。
雖然政治上的歧異可以透過政治人物的大智慧來化解，但是戰爭在老百姓之間所造成的仇恨與對立，卻無法在短時間之內消除殆盡。像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育學博士，曾任－－教育部部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的蔣夢麟先生（1886～1964）在其所著之《西潮》第九章【負笈西行】中就有寫道：「（1908～1912年之間； 蔣夢麟先生當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讀書期間）……學校裏最難忘的是哲學館的一位老工友，…他當過兵，曾在內戰期間在聯邦軍隊（北軍）麾下參加許多戰役。他生活在回憶中，喜歡講童年和內戰的故事。……西點軍校在他看起來也是笑話，……雖然內戰已經結束多年，他對參加南部同盟（南軍）的人卻始終恨之入骨。他說，一次戰役結束之後，他發現一位敵人受傷躺在地上，他正預備去救助。『你曉得這傢伙怎麼著？他一槍就向我射過來！』他瞪著兩隻眼睛狠狠地望著我，好像我就是那個不知好歹的傢伙似的。我說：『那你怎麼辦』『我一槍就把這畜牲當場解決了』他回答說…」（註三）
戰後，阿靈頓的合法繼承人，羅伯特‧李的大兒子－－喬治․華盛頓․卡斯蒂斯․李（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Lee，1832～1913，少將退伍）向聯邦法院控告－－聯邦政府未經合法程序侵吞李家的私產。官司纏訟多年，最後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1882年，經聯邦最高法院判定：「……無論何時何地，公民的私有財産都受法律保護，戰時也不例外；非經法律程式和合理補償，政府也不得徵用私有財産；即使是叛軍首領的私有財産，也一樣受到法律保護，不能隨意剝奪。因此，聯邦政府敗訴，阿靈頓必須物歸原主……」，即法院命令聯邦政府必須將阿靈頓返還給原來的所有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