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參與永續，責無旁貸。至於地方學與城鄉永續的意義包羅萬象，或許可以先從方志說起；說方志，當從第一本正史《史記》說起。
《史記》52萬多字，跨越2500多年的歷史，以人物為主，旁及思想、制度沿革以及歷史脈絡，已經相當具有百科全書式知識系統的基礎。
司馬遷自述他編寫《史記》，是要繼承孔子編修《春秋》「撥亂世，反之正」的精神，試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就是區別大自然力量與人類行為，超越個別歷史事件，找出變遷的通則。
《史記》確立了後世史書的體例。在此之後，《漢書》新增了〈地理志〉與〈藝文志〉；《後漢書》著墨於人物的文體著述；《三國志》則是以主題式史觀，重視正統，聚焦三國的興衰，這是陳壽貢獻，南北朝裴松之增補了三倍的注釋，豐富了人物等珍貴史料，也讓《三國演義》的眾多人名都能有根據。
至於地方志或是簡稱方志的地方史，《漢書》的〈地理志〉記載天下郡縣的本末；在南北朝以後更加蓬勃發展，此一時期成書的《後漢書》不只有多篇郡國志，還有六卷邊疆民族的傳。
清朝經營臺灣，已經編纂多本重要方志，日治時期對於文史、原住民與生物等調查，更有許多突破性的貢獻。到了西元1970年代左右，臺灣的本土研究興起，延續到西元1980年代，促成各地紛紛重視方志的纂修。至1990年代，已經產生許多重要成果，例如知名歷史學者尹章義教授在1994年編纂的《泰山志》，更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現人物。
撰寫方志的前輩作家盛清沂在為西元1988年出版的《板橋市志》寫序言時曾經指出：「作史之難，莫難於志，作志之難，莫難於鄉鎮市志」。原因在於文獻稀少，訪談不容易。連全臺人口最密集的板橋要寫鄉鎮市志都這麼難，遑論其他。
以往主要是由專家進行的方志，在1998年出現了一項打破許多傳統的變化，後來出任國史館館長的臺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教授在當年提出「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強調從民間的底層出發，鼓勵由下而上、不拘形式，分別寫下各自對地方的記憶或是歷史見聞。
回顧過去，民間底層本來就會藉由口述、甚至是書寫來記載家族史以及地方事，偶而也成為方志的參考資料。但是吳密察教授提倡大家來寫村史，不只把方志的歷史書寫從歷史學者手中分享給地方人士，更重要的是解放地方史的呈現方式，不必再受限於傳統的史書體例。進一步來看，不只可以不要受限傳統體例，更有積極突破傳統體例的三不原則：不要史料彙編，不要類似傳統的地方志；不要學院派的專著。
村史鼓勵大家寫，但是仍然要注意範圍與方法。地方人士的經驗與視角難免有所不同，而且從口述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的記憶經常未必準確，所以最好交叉訪問，遇到有爭議的部分，更要結合文獻等資料多方求證。
英國學者湯普遜強調：「通過地方史，村莊和城鎮可以探索其自身變遷性質的意義」。這樣的村史呼應了孔子編修《春秋》以及司馬遷撰寫《史記》的主觀精神，能思辨並探索未來方向。
大學能對永續發展做出許多貢獻。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系所為例，都可投入地方史的訪談與記載，而傳播系所還能著重在影像化與行銷，一起紀錄過去與當下、更要探索如何迎向未來。
＊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歷史小說作家。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