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加坡航展，筆者除了前往樟宜中心瞭解東南亞乃至於全球的航空工業發展趨勢外，也趁機走訪了晚晴園與同德書報社兩個在歷史上和中華民國有密切關聯的機構，希望對新加坡華人的國族以及兩岸認同有更深刻的瞭解。為什麼晚晴園和同德書報社能幫助我們瞭解新加坡華人的國族與兩岸認同呢？因為這兩個機構與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都有緊密的歷史淵源。
1902年落成的晚晴園，本是新加坡華人橡膠業鉅子張永福買來給母親養老的別墅，在1906年被借給孫中山做為同盟會的南洋總支部。張永福本身也參加了同盟會，並成為黨證第003號的國民黨黨員（孫中山為001號），換言之晚晴園是中國國民黨在東南亞活動的歷史開端。同德書報社則成立於1910年，由孫中山本人在新加坡創立，目的是向華僑子弟傳遞革命思想。
兩個組織的歷史都比中華民國還要悠久，也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以同盟會或者國民黨支部的身份於新加坡活動，為國民政府效力。儘管有相同的歷史淵源，且在政治光譜上都是親國民黨的組織，可晚晴園與同德書報社卻在1937年或者1941年以後走上了分道揚鑣的局面。晚晴園的屋主張永福，在抗戰爆發後與蔣中正決裂，投效了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並出任僑務委員職務。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晚晴園為日本昭南憲兵隊徵用，成為日軍搜捕與迫害抗日華僑的重要據點。同德書報社則繼續追隨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因此成為日軍重點的肅清對象，甚至就連國父親筆撰寫的牌坊都差點被毀。幸有愛國社員冒著生命危險與以保護，才使此一國寶被保存下來，如今繼續被懸掛於同德書報社的大門之外。
這一次的分道揚鑣，也使晚晴園與同德書報社面對海峽兩岸時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晚晴園傳承了國共合作時代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聯俄容共思想，屬於不折不扣的「汪派」。在被新加坡國家文物局接管後，以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名義同時與中國大陸還有台灣打交道。同德書報社則從國民黨的海外黨部轉型為支持中華民國的新加坡民間團體，堅決只與台灣方面來往，非常有趣。
秉持「汪派」思想的晚晴園
筆者是2018年第一次造訪晚晴園的，後來又分別於2020年還有2024年造訪兩次，前後共前往三次。整體而言，晚晴園是以紀念孫中山先生在南洋領導革命的歷史為主軸。其中潮州黃岡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以及雲南河口起義等三場起義都是在晚晴園所籌畫，證明了這棟建築物乃至於整個新加坡和中華民國歷史的特殊淵源。
佔領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者，為了壓制馬來人的獨立思想，大量從華南以及印度引入外來人口，反而使新加坡成為漢民族主義者躲避追捕的世外桃源。同盟會與國民黨的支部，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在馬來半島各地開花。早期的國民黨人將焦點擺在中國的革命上，對新加坡與馬來亞的未來不感興趣，可這一切在孫中山先生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後出現改變。
中國國民黨在蘇聯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轉型成了要以打倒帝國主義以及解放殖民地為宗旨的左派政黨，使英國統治當局產生了警惕。尤其是在發生省港大罷工事件之後，國民黨被殖民當局視為共產國際的附屬機構，比破壞治安的三合會還要危險，遭到了全面的查禁。對於全面擁抱左翼價值觀的南洋國民黨黨員而言，他們的精神領袖毫無疑問就是領導武漢政府的汪精衛。
不久後，汪精衛認知到蘇聯滲透國民革命以及扶持中國共產黨的意圖，選擇走上「分共」的道路。南洋國民黨內的左派只能宣佈脫離國民黨，在中共以及越共協助下另外創立南洋共產黨，即後來馬來亞共產黨的前身。在新加坡的國民黨得以擺脫共產黨人的控制，但「汪派」與「蔣派」的矛盾卻沒有因此消失。
在新加坡支持蔣中正的國民黨員，本來就是只想好好與英國人相處，在僑居地安份做生意的右派青年華商，其中以林謀盛為代表。因此在蔣中正成立國民政府，並逐漸修復北伐以來與英美破裂的關係之後，他們都成為了「蔣派」最堅定的支持者。以張永福為代表的「汪派」，則轉而擁護起孫中山晚年提倡的大亞洲主義，將驅趕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希望寄託到了崛起的日本身上。
二戰期間在新加坡的蔣汪對決
或許在發家致富的過程中，曾經遭受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歧視，張永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加入了汪精衛政權，先後擔任僑務委員委員以及駐越南特使等職務。今日的晚晴園看起來表面上是以張永福、陳楚楠以及林義順三大南洋革命元老為主角，但真正的核心主角卻還是只有屋主張永福，還有廈門大學的創辦人林文慶。為什麼呢？因為這兩人在二戰時都是新加坡著名的親日派。
張永福在替汪精衛撫慰南洋僑胞的同時，林文慶出任昭南的華僑協會會長，替日軍籌募奉納金。根據晚晴園的介紹，由於林文慶替日軍籌到了足夠的奉納金，許多華人在日軍肅清的過程中保住了性命。這確實是就連當今新加坡政府都承認的歷史事實，可見當合作者未必就等同於「漢奸」，但晚晴園本身所真正不敢明講的其中一個陳展動機，無疑就是替汪精衛平反。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晚晴園的相關展示中，完全沒有出現一張蔣中正的照片，卻有汪精衛的照片至少兩張這點看出端倪。可見晚晴園直到今天都還是「汪派」的一個活動基地，他們透過一種極不明顯，但是讓海峽兩岸都能夠接受的手段在祭拜汪精衛。能夠做到這點，或許要拜張永福在新加坡政府裡擔任現任國務資政的曾侄孫張志賢所賜。
事實上，二戰時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與日軍合作的華人才是絕大多數，而且他們都在戰後繼續掌握兩個國家的政經大權。其中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與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都是靠著與日軍合作走「汪派」路線起家，他們未必真的認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但是堅決走和平路線又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汪精衛在他們心中必然有著與當今台灣人民心中完全不一樣的歷史地位。
因此晚晴園得以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名義，繼續在不得罪兩岸政府的情況下膜拜汪精衛與張永福這兩位被重慶國民政府指名為「漢奸」的合作者，顯示「汪派」在新加坡的影響力依舊強大，甚至可能還是今日人民行動黨內部的主流。那這是否代表「蔣派」在新加坡就毫無影響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只是他們都集中到了同德書報社，並且持續與以晚晴園為代表的「汪派」勢力競爭。
堅決支持自由中國的同德書報社
相較於在二戰時支持汪精衛，如今則與兩岸當局同時交好的晚晴園，同德書報社始終如一支持蔣中正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少出自同德書報社的國民黨員在日軍佔領期間遭到迫害，甚至慘死於肅清之中。而同德書報社的社員當中，參加抗日活動最有名者莫過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逃回重慶，後來又被重慶與英國派回馬來半島從事諜報工作的136部隊華人區隊長林謀盛上校了。
1944年3月27日，在怡保活動的林謀盛不幸為日軍昭南憲兵隊逮捕，後因感染痢疾而於6月29日慘死獄中。林謀盛是136部隊在二戰期間唯一獻出生命的烈士，因同時具有國軍與英軍身份而成為兩國共有的烈士。戰後他一度為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少將，並且為英軍厚葬於麥裡芝蓄水池（MacRitchie Reservoir），但很快就因為大陸淪陷還有英國承認中共而同時為兩國所遺忘。
直到今天，在台灣的忠烈祠裡還找不到林謀盛的名字。既然英國與中華民國都不要林謀盛，那麼在1965年獨立的新加坡政府就選擇把爹不疼，娘不愛的林謀盛給「拿去」當新加坡共和國的國家烈士。李光耀為什麼要冊封戰時與自己處於敵對立場的林謀盛為烈士呢？一來是新加坡華人無法忘懷日軍肅清的歷史，冊封林謀盛為抗日英烈能幫助新加坡政府鞏固華人的支持。
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為同盟國而不是軸心國。絕大多數在二戰期間選擇充當日本合作者的人民行動黨領袖，不可能靠自己過去不光彩的歷史尋求西方世界的認同，那麼不如把中華民國與英國都不要的烈士林謀盛拿來充當自己的烈士，這樣就能快速讓新加坡在價值觀上與英美靠攏，又有正當性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何樂而不為？
因為這樣的原因，「蔣派」在新加坡不至於完全沒有活動的空間。只是李光耀在上台前，一度打著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旗幟從政，立場與馬共十分接近，對同德書報社曾施以相當激烈的抨擊。事實上自從英國1950年承認中共以來，同德書報社就成為了中國國民黨在新加坡活動的白手套，雙方的關係曾經劍拔弩張，可這一切都在李光耀上台後有了改變。
成為新加坡與台北溝通的橋樑
李光耀從政的背景其實與蔣中正有一個高度的相似處，那就是他們兩人在掌權前都選擇走親共的路線，可是等大權在握之後就立刻翻臉反共。再發動「冷藏行動」，將馬共與左派份子關押起來以後，李光耀立即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決定與台灣發展合作關係，其中有包括引進國軍人馬培訓新加坡海空軍人員的軍事合作關係。
由於李光耀在上台執政前曾與中共有所來往，並且對蔣中正還有美國政府有所批判，他長期被華府及台北視為親共勢力。想要與台灣，尤其是蔣經國重新建立關係，就必須要以同德書報社這個前國民黨組織做為連接新加坡和台北的橋樑。隨即李光耀與同德書報社達成了和解，並透過同德書報社的關係派遣國防部長吳慶瑞訪問台灣。
雙方從70年代持續至今的緊密合作關係，在同德書報社的協助下得以展開，李光耀也必須要默許這個親中華民國團體於新加坡境內合法存在。同德書報社不需要像晚晴園那樣被新加坡政府收編，但必須要從原本中國國民黨的新加坡支部轉型為親中華民國的新加坡民間團體。畢竟新加坡政府有很明確的法律規定，不允許外國政黨在新加坡境內成立分部。
同德書報社也順應時代潮流，知道新加坡共和國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再只是英國的殖民地，更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國中之國。同時隨著年輕一代的崛起，同德書報社的成員也逐漸以自己新加坡國民的身份感到自豪。他們不再把兩岸任何一個中國政權視為自己的祖國，而是把新加坡當成自己唯一的國家。
只是他們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有更深厚的歷史淵源，並且認為在外交政策上親近中華民國更有利於新加坡的利益。而在台灣進入民主化時代以後，尤其是民進黨拋棄法理台獨路線，改採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實質獨立路線以後，同德書報社內的反共派更是走出了過往將國民黨等同於中華民國的黨國情懷，和民進黨執政下的外交以及僑務人員也發展出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國民黨兩派的路線之爭
只懂看表面二分法的讀者，可能會將晚晴園與同德書報社的差異視為國內藍綠兩黨統獨之爭的海外投射，認為晚晴園更像今日在台灣主和的國民黨，同德書報社更像立場親美反共的民進黨。這樣的比喻看起來有些道理，可實際上卻不盡然是這麼一回事，因為我們首先要知道，無論是晚晴園還是國民黨都與其他國家支持民進黨的所謂本土僑社差距甚遠。
過去有許多不滿黨國威權統治的台灣人，在60年代到70年代移民歐美或者日本，形成以反抗國民黨統治又鼓吹台灣民主化，甚至於走法理台獨路線的本土社團。可是在冷戰時代也走威權主義路線的，且同時希望與兩岸威權政府交好的新加坡並沒有本土僑社活動的空間，因此晚晴園和同德書報社真正能在歐美還有日本找到的對應還是所謂的傳統僑社。
新加坡還有其他東南亞的傳統僑社，跟美國傳統僑社最大的差別就是福建人，尤其閩南人數量多過廣東人。雖然與台灣人來自同樣的僑鄉，但他們多數還是有中華情懷，不會主張台灣與中國永久分離。所以晚晴園與同德書報社的差異其實還是源自1927年以前國民黨內聯共派與反共派的相互敵視，或者二戰時「汪派」與「蔣派」的對立。
可這樣的對立，還是屬於國民黨內部兩大派系的對立，並不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甚至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因為在新加坡，同樣有親近中共的勢力存在，他們當中也有激進派和溫和派之爭，激進派就是過去主張暴力革命的馬共，溫和派則以陳嘉庚等主張和平統一的左派為代表。而這些主張和平統一的左派，立場又跟晚晴園的國民黨聯共派有高度重疊。
鑒於新加坡內的華人無論是聯共派還是反共派，都被新加坡政府收編，而且必須要以新加坡國家利益為優先的考量出發，過去30年以來毫無疑問聯共派是佔上風的。這完全反應在1993年的辜汪會談及2015年的馬習會上，而用來舉辦辜汪會談的海皇飯店與馬習會的香格里拉飯店，都是由前面提到的郭鶴年所經營，可見「汪派」在推動兩岸和解上發揮的力道有多麼強大。
反共路線的重新回歸？
這與台灣大多數人對抗戰還有統獨歷史的認知可能是完全顛倒的，因為今日在台灣的民進黨曾經大力美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過去也對兩蔣政權採取全面否定的立場，自然讓台灣人下意識的認為二戰時主張與日本合作，並且一度打出「和平，反共，建國」旗號的汪精衛意識形態比較接近民進黨，而蔣中正則是主張國共合作抗日的。
這完全是對歷史的誤讀與扭曲，因為如果對歷史有所瞭解，就知道國民黨內主張國共合作的先鋒一直都是汪精衛。而且即便是在與日本合作以後，汪精衛也不曾放棄過聯合共產黨反抗西方強權的理想，甚至還成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爭取拿掉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和平，反共，建國」的小旗幟。反倒是蔣中正，在領導對日抗戰的同時沒有一天放棄過消滅共產黨的想法。
兩岸分治以後，堅持聯合美國的力量反對兩岸和平統一，甚至在珍寶島事件後一度想要利用蘇聯推翻中共的同樣是兩蔣父子。可見蔣中正從來就不是和平統一與兩岸和解的象徵，反倒是繼承了汪精衛還有張永福理念的李光耀、郭鶴年以及張志賢不斷在國共之間穿針引線，從90年代開始締造了兩岸和平的榮景，這稱得上是「汪派」過去半世紀以來最大的歷史遺產。
因此在兩岸關係好的時候，基本上同德書報社是比較被冷落的，不過馬英九前總統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聯共派，他在與大陸交流的同時亦希望對岸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因此2018年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同時造訪了同德書報社與晚晴園，而且行程規劃似乎還是以同德書報社為先，可見他沒有忘記長年支持中華民國的老朋友。
只是近年來，國民黨在兩岸路線上交代的不明不白，再加上李顯龍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在軍事上有進一步靠攏美國並且遠離中共的跡象，使得反共的同德書報社有了再度興起的機會。而在反共親美的話語權逐漸為民進黨政府掌握的情況下，懸掛孫中山與蔣中正畫像的同德書報社已經有和台灣執政當局進一步靠攏的跡象，也是十分的耐人尋味。
社已經有和台灣執政當局進一步靠攏的跡象，也是十分的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