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耶律楚材與窩闊台汗之間的互動，在《南村輟耕錄》百年前，約於至元四年（一二六七）成文的耶律楚材神道碑文則提供了另種說法。作者宋子貞（一一八六—一二六六）提到了耶律楚材常向窩闊台汗建言「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也推薦了許多儒士協助蒙古徵收漢地稅賦，而後宋子貞說，「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這則記載的真實程度也許更高。無論如何，不管窩闊台汗的重用儒士是否真由耶律楚材所發，也許僅是後人的褒美之詞，這些敘述都透露出，儒士之能被蒙古高層重視，「治天下」的才能是關鍵之一。
另一種蒙古統治階層肯定的特質，在後世的敘述中就比較隱晦。由於儒家禮儀中常有祭天地、拜先賢等祭祀行為，也有一些通達天地的學問，像是《易經》的卜筮之學，在蒙古的初步印象中，儒人貌似薩滿，儒學是「儒教」。另一方面，薩滿不僅具備宗教功能，也是草原上各種實用知識的傳承者，而當時的儒士也能兼通醫學、天文曆算等各種方伎術數之學，就蒙古人的角度而言，兩者形象接近。事實上，有不少當時投附蒙古的儒士，最初是先以方伎術數之學引起蒙古高層注意。於是當蒙古優禮各方宗教之時，儒家也被一視同仁，在蒙古規劃各種宗教戶計時，儒戶也被等同待之。
治國能力與宗教性質的認可是蒙古與儒士建立關係的開始，對於蒙古高層而言，儒士兼有匠人與教士的身分，因此不太可能會完全忽視他們的價值，還是會有個合理的對待。但對儒士而言，這還是不夠。目前看來，儒士對於蒙元政策的不滿，主要與前代比較而來。在漢人王朝的時代，儒士最受尊崇。即便是金代，儒士也獲女真統治階層的重視，當時的漢人社會中，儒士仍是地位極高的社會身分。但在元代，先有族群背景的隔閡，漢人居多的儒士群體連帶地受到壓抑，後在各種社會身分中，蒙元又是重視僧道、工商人士，乃至於武人，政治場合中也還有吏人分享著朝廷的信賴，儒士已非天之驕子。換言之，元代儒士的待遇不差，只是他們已非一枝獨秀。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北南角力中的新秩序：遼金元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