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現有的四個特區表現不佳，但中央決策者仍渴望開放更多城市發展對外貿易。趙紫陽曾讀過一九八○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也譯為《第三波》），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預言繼農業和工業革命之後，第三次革命將以電腦為基礎，帶來克隆、有線電視和網際網路等新生事物。一九八三年十月，趙紫陽提出中國可以完全跳過工業革命，把重工業轉移到內地，讓沿海地區直接發展現代技術。他說：「時不我待，機不可失。」就像一八六八年的日本明治維新抓住時機一樣，現在輪到中國超越其競爭對手了。
趙紫陽找來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所長馬洪、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朱鎔基等人，讓他們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第三次浪潮》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宗旨，其出發點是為了幫助資本主義國家擺脫難以解決的經濟危機，但是中國可以利用這本書提供的資訊，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制定相關發展戰略，抓住這次機會趕上世界的先進水準。鄧小平和陳雲也反覆強調電腦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第三次浪潮》由此成為每個黨員幹部的必讀書。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就在視察深圳後幾週，鄧小平找來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對他們說：「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在經過幾個月調查研究後，鄧召開一次工作會議，決定開放更多沿海城市。列寧曾敦促他的同志利用外資發展蘇聯經濟，如今鄧小平則認為，光引進外資還不夠，特區必須建立更多合資企業。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中央宣布包括大連、天津、上海、溫州和廣州在內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其地位等同於經濟特區，但有一點與深圳不同：中央已經向深圳投入數十億資金，現在既不打算也沒有能力資助新開放的城市。用趙紫陽的話說：「我給你們自主權和開放的自由，不要什麼事都到北京來。」這一做法既讓地方政府獲得更多對外貿易自主權，同時也減輕中央財政的壓力，看似是雙贏局面。趙紫陽說：「只要權力下放，辦事就快。」
新開放地區被稱為「經濟和技術開發區」，旨在鼓勵外國公司把更多先進技術帶入中國。然而，當十四座城市於四月六日宣布開放時，曾在一九七六年後分管外貿、並向國外派出許多考察團的谷牧卻提醒說，在引進技術方面需謹慎從事，因為外國公司普遍擔心其技術專利會受到中國企業的系統性侵犯。
雖然中國已於一九八○年三月三日加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但對相關條約只是口頭承諾，並未真正落實，而且在現實中，盜竊智慧財產權的行為會受到積極鼓勵。例如，一九八一年，上海一家化工廠成功地複製乙膦鋁——這是一種用作殺菌劑的化合物，由法國羅納－普朗克製藥公司（Rhône-Poulenc）於一九七七年註冊專利。上海這家化工廠發表相關文章後，法國大使館據此提出抗議。類似事件日益增多，促使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會見西德製藥代表團時鄭重宣布，中國會遵守國際法，保護外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化學工業部和農牧漁業部聯合發布文件，要求仿製外國藥品必須保密。該文件指示說，由於中國必須遵守相關國際法律，對於仿製外國藥品的行為，不能在公開雜誌上發表，而且必須更改產品名稱。根據這份文件的要求，仿製行為只有在可以控制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事實上，中央政府會蒐集國外各類知識專利的資訊，然後經由計畫經濟的指揮系統向下發布。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化學工業部發出通知，鼓勵其下屬國有企業選派「政治可靠」而且熟悉技術的領導幹部，前往各地科技局查閱「特種資料」，其實就是「經由特殊管道獲得祖國外的科學技術資料」。
中國政府特別重視國外的電腦技術。一九七九年，瀋陽鼓風機廠安裝中國第一臺IBM電腦——IBM System/370 Model 138。這種機器很重，主機像櫃子那麼大，而且除了IBM最具競爭優勢的關鍵軟體和技術享有專利保護外，其他部分都不受專利保護，可隨便仿製。擁有一批頂級逆向工程師的蘇聯甚至在流水線上組裝仿製電腦，然後運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八○年十月，上海市電腦學會研究複製整個 IBM370 系統的可能性，建議投入兩百六十萬美元，成立由五名中外專家組成的小組，並在美國設立聯絡處。聯絡處將建在舊金山，因為當年一月，舊金山市長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已決定與上海確立姊妹城市的關係，而上海將「以友誼的名義」派出代表團訪問舊金山。一個月後，這一建議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批准。
兩年之後，上海表示，該市國有企業在進口和仿造複雜技術方面取得一定成功。一份政府報告寫道：我們需要「統一」的「仿製」方法，以保證「仿製設備的品質」。
在中央向全黨推薦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後，仿造變得更加重要。天津輕工業局在一份文件中提出，為了跨越幾個發展階段，仿造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天津在內的十四個新開放城市，恰好「為仿造國外消費品和先進技術提供有利條件」。營口洗衣機廠對松下產品的仿造就是一例。
一九七八年剛剛恢復的國家保密局反覆指示，對仿造行為必須嚴守祕密。與其他中央機構一樣，保密局在每個縣市都設有分支部門。一九八五年，上海市保密委員會詳細解釋在合資企業中哪些資料可與外方分享，哪些必須保密，至於「非公開管道引進的『禁運』等等設備、儀器、樣品、標本、苗種、科技情報等資料」，當然絕不能透露給外方。
儘管有種種規定，可實際上，中國人在向外國同行介紹如何仿造專利技術時並無多少顧忌。他們既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也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愧疚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裡，私有財產的概念幾乎不存在。社會主義的做事方式就是以集體利益至上，個人權利不值一提，更何況是資本家的利益。
＊作者為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