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特別為訂定憲法而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也就是今天仍然在臺灣施行（經過多次重大修訂），作為中華民國國家存在理由基礎的根本大法。這部《憲法》是由張君勱起草，主要經王寵惠、吳經熊修改的。
這照理說應該給予張君勱崇高的歷史定位，然而事實卻非如此。在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張君勱創設這部《憲法》的事蹟，當然不被承認，更糟的是，因為他在國共內戰時期和國民黨合作，曾公開反對共產黨，毛澤東親自將他列入「頭等戰犯」的名單。
那在繼承中華民國，號稱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黨這邊呢？張君勱得到的待遇也沒好到那裡去。早年他組織「國家社會黨」挑戰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權威，不只因而被軟禁，甚至還遭到暴力綁架。國民黨失去大陸江山之後，張君勱沒有來臺，輾轉去印度、印尼、澳洲，又在美國待了很長時間，並且積極參與在香港的「第三勢力」。他提倡民主就必然批判蔣介石和國民黨，別說得到「憲法之父」的隆崇尊敬，甚至被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視為仇敵。
從一個角度看，這樣的人生轉折實在是倒楣得沒有道理，不過如果仔細追索張君勱一生思想行事，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他如此投入於憲法的研究，衷心相信憲法法理，那麼在複雜扭曲的民國政治局勢中，幾乎就必然得到這樣悲劇性待遇。他的一生最清楚地映照出了什麼是民國政治，以及在民國歷史現實中，要思考政治道理、要設計政治體制、進而還要依照道理參與政治，是何等困難的事。即使聰明、認真、努力如張君勱者，都只能在困難中換得悲涼與遺憾的人生際遇。
以「憲政」結束國民黨專政的「訓政」
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大陸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時間，然而甚至不用等到一九四九年這部《憲法》在大陸被取消，不用等到毛澤東宣布張君勱為戰犯，表面上張君勱的憲法學者生涯到達高峰頂點的一九四六年年底，他的處境其實就已經很艱難了。
一九四六年初，為了處理抗戰結束後的國政，尤其是解決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緊張，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張君勱接獲催告通知，從法國趕回參加。會議在一月十日開幕，十四日的第四次會議中，將張君勱選為「憲法草案組」的委員，而一直到十七日下午，張君勱才首次出席會議，「政協會議祕書長」雷震宣布張君勱到場，會上響起了熱烈掌聲。
「政協會議」的目的，是促成國共合作，於是非國非共的「民主人士」扮演了重要角色，擴大歷史的視角看，這其實是之前「國民參政會」功能的延伸、轉型。
一九四〇年，蔣介石遭遇了空前的挫折與挑戰。汪精衛從重慶出走，經河內去到了南京，以國民黨的名義和日本人合作，成立新的政權。抗戰進入艱苦的第四年，而歐洲也爆發了大戰，美國仍然置身事外，於是在重慶有了愈來愈高的呼聲，認為從現實上看，蘇聯幾乎是唯一還有可能提供奧援的力量。
三月五日，張君勱在《大公報》發表文章，明確主張中國、蘇聯兩國密切合作，「中國強盛之後，足以防阻帝國主義之聯合反蘇運動；蘇聯之強盛亦足以保障中國之自由，不致再受外力之侵凌。」期待在《蘇芬（芬蘭）和約》成立之後，蘇聯能增加對華援助，並支持中國之立憲運動。
此文的奧妙在於為什麼和蘇聯合作會扯到「中國之立憲運動」？那是因為國民政府要「聯蘇」，不能不通過中國共產黨，也就不能不解決過去從「清共」、「剿共」一直到「西安事變」的新仇舊恨，而「立憲」被視為是能夠終結國民黨一黨專政，容納共產黨的方式，「立憲」、「行憲」而能讓共產黨參加政府，再推而能引入蘇聯對中國戰局的援助。
這不是張君勱一人的空想，而是切中當時現實難局的必要辦法。「國民參政會」在一九三八年成立，張君勱從第一屆就被遴選為參政員，並被推定為「第一審查委員會召集人」，這個委員會是負責審查軍事、國防議案的。到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閉會式時，蔣介石以「議長」身分宣讀閉會詞，並宣布成立「憲政期成委員會」，委員名單中張君勱列名第一。
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憲政期成會」的第三屆會議中，就通過了一共一百三十八條的《憲法草案》，由張君勱撰寫草案說明書，接著在四月五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中，正式討論「『憲政期成會』草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與建議案」。
和「立憲」同時推動、進行的，是國民政府的開放政策，於是一九四〇年年底，就在重慶新村張君勱家的一場聚會中，有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構想。
與此關聯並進的，是勸說、拉攏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參加「國民參政會」。這步驟與架構很清楚：以「憲政」結束國民黨專政的「訓政」，擴大戰時政治參與；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扮演折衷緩衝角色，讓共產黨也能加入；再透過共產黨去尋求中國當前迫切需要的蘇聯援助。
然而要再造國共合作基礎，不是那麼容易。雖然周恩來特別到重慶負責協商，但一九四一年初，中共中央還是否決了加入「國民參政會」的提議。幾經折衝，到三月一日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正式開會，共產黨仍然確定缺席。不過另一方面，受到相對開放局勢的鼓舞，「民主政團同盟」持續推進，三月十三日仍是在張君勱家中，開了第一次籌備會，具體通過了十二條《同盟綱領》。
三月十九日，代表「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第三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的十三人進行祕密會議，確定以「民主政團同盟」來統合國民黨、共產黨以外的「第三勢力」。而且還決定，因為在國統區不方便立即公開活動，所以派梁漱溟到香港辦報，建立言論陣地，宣傳「民盟」的政治主張，造成既成事實，逼蔣介石承認。
以第三勢力拉攏國共合作的破滅
不過這波的努力，遭遇了重重困難。首先是中共態度強硬，絕不加入「參政會」，只願意考慮參與「特別委員會」，必須掛黨的招牌，而且不隸屬於政府。很顯然蔣介石不可能同意這樣的條件，於是由「第三勢力」協調拉攏國、共合作的構想終究無功破局。
其次，蔣介石沒有那麼容易放鬆管制。二月二十五日，有五十家分店的「生活書店」突然被關，「生活書店」的創辦人、經營者，民國出版史上的傳奇人物鄒韜奮當時甚至還擁有「參政員」的身分，他憤而辭職，並且遠走香港，在給張君勱的信中說：「一部份文化事業被違法摧殘之事小，民權毫無保障之事大。在此中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韜奮苟猶列身議席，無異之侮……」
八月時，蔣介石又下令將第一任的「民盟」主席黃炎培派往南洋募集救國公債，黃炎培不得已，在出國前將主席一職交給了張君勱。蔣介石又透過張君勱的弟弟張嘉璈，表示願給予重金讓張君勱去雲南。
「民盟」仍然持續活動，先是提出了《十大綱領》，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以張君勱領銜，和張瀾、左舜生、羅隆基等人共同發表了「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明白要求：結束訓政、成立正式民意機關、不以國庫供黨費、勿強迫入黨、勿在文化機關推行黨務、保障人民種種自由、停止特務機關活動等，得到了涵蓋在野各黨派共二十三位參政員連署，讓蔣介石為之暴怒，甚至口不擇言對王世杰說出：「張君勱與德國及汪精衛有勾結！」的話。
對「民盟」和張君勱最徹底的打擊，發生在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蔣介石企盼已久的美國援助實現了，當然就不再需要「民盟」中共蘇聯這條線的資源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張君勱本來要到香港，透過王世杰拿到了機票，卻在要前往機場時接獲通知，機票被取消了。然後原本為拉攏張君勱而特別成立的「大理民族文化書院」被勒令停辦，籌辦中的「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半月刊停辦，更誇張地，從此有兩年時間，張君勱實質被限制行動，不能離開重慶汪山，就連出席「國民參政會」時，都有特務人員跟監。
這種情況到抗戰後期才得到改善。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組織名稱改為「中國民主同盟」，張君勱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及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
在這段期間，張君勱的弟弟張公權（即張嘉璈）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獲得了蔣介石高度信任，大有助於緩和蔣介石對張君勱原本抱持的敵意。一九四四年年底，張君勱得以參加「太平洋學會」會議名義，和蔣夢麟等人一起出國，經印度前往美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張君勱仍在北美。戰後中國局勢首要處理的，第一是原淪陷區如何「接收」，第二是抗戰期間形成的「國統區」與「蘇區」（中共統治區域）如何整合，而兩者又盤結相關，不將後者安排處理好，必然會發生國共雙方爭奪「接收」之事。
因而從該年年底就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民盟」的能見度與重要性陡升，成為未來國政能否形成可運作秩序的關鍵因素。
＊作者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