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特別為訂定憲法而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也就是今天仍然在臺灣施行（經過多次重大修訂），作為中華民國國家存在理由基礎的根本大法。這部《憲法》是由張君勱起草，主要經王寵惠、吳經熊修改的。
這照理說應該給予張君勱崇高的歷史定位，然而事實卻非如此。在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張君勱創設這部《憲法》的事蹟，當然不被承認，更糟的是，因為他在國共內戰時期和國民黨合作，曾公開反對共產黨，毛澤東親自將他列入「頭等戰犯」的名單。
那在繼承中華民國，號稱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黨這邊呢？張君勱得到的待遇也沒好到那裡去。早年他組織「國家社會黨」挑戰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權威，不只因而被軟禁，甚至還遭到暴力綁架。國民黨失去大陸江山之後，張君勱沒有來臺，輾轉去印度、印尼、澳洲，又在美國待了很長時間，並且積極參與在香港的「第三勢力」。他提倡民主就必然批判蔣介石和國民黨，別說得到「憲法之父」的隆崇尊敬，甚至被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視為仇敵。
從一個角度看，這樣的人生轉折實在是倒楣得沒有道理，不過如果仔細追索張君勱一生思想行事，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他如此投入於憲法的研究，衷心相信憲法法理，那麼在複雜扭曲的民國政治局勢中，幾乎就必然得到這樣悲劇性待遇。他的一生最清楚地映照出了什麼是民國政治，以及在民國歷史現實中，要思考政治道理、要設計政治體制、進而還要依照道理參與政治，是何等困難的事。即使聰明、認真、努力如張君勱者，都只能在困難中換得悲涼與遺憾的人生際遇。
以「憲政」結束國民黨專政的「訓政」
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大陸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時間，然而甚至不用等到一九四九年這部《憲法》在大陸被取消，不用等到毛澤東宣布張君勱為戰犯，表面上張君勱的憲法學者生涯到達高峰頂點的一九四六年年底，他的處境其實就已經很艱難了。
一九四六年初，為了處理抗戰結束後的國政，尤其是解決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緊張，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張君勱接獲催告通知，從法國趕回參加。會議在一月十日開幕，十四日的第四次會議中，將張君勱選為「憲法草案組」的委員，而一直到十七日下午，張君勱才首次出席會議，「政協會議祕書長」雷震宣布張君勱到場，會上響起了熱烈掌聲。
「政協會議」的目的，是促成國共合作，於是非國非共的「民主人士」扮演了重要角色，擴大歷史的視角看，這其實是之前「國民參政會」功能的延伸、轉型。
一九四〇年，蔣介石遭遇了空前的挫折與挑戰。汪精衛從重慶出走，經河內去到了南京，以國民黨的名義和日本人合作，成立新的政權。抗戰進入艱苦的第四年，而歐洲也爆發了大戰，美國仍然置身事外，於是在重慶有了愈來愈高的呼聲，認為從現實上看，蘇聯幾乎是唯一還有可能提供奧援的力量。 （相關報導： 風評：往失敗前進中的全球減碳行動 ｜ 更多文章 ）
三月五日，張君勱在《大公報》發表文章，明確主張中國、蘇聯兩國密切合作，「中國強盛之後，足以防阻帝國主義之聯合反蘇運動；蘇聯之強盛亦足以保障中國之自由，不致再受外力之侵凌。」期待在《蘇芬（芬蘭）和約》成立之後，蘇聯能增加對華援助，並支持中國之立憲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