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日是F-16戰鬥機首飛50周年，這款由通用電力（General Dynamics）公司研發，於1993年轉讓給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的第四代輕型戰鬥攻擊機，直到現在仍是絕大多數親美國家的主力機種。提到親美國家的空軍，當然也包括了從1941年起就接受美國訓練、裝備以及援助的中華民國空軍。
同樣也是在今年2月，美國空軍宣佈在馬英九時代啟動，以提升141架國軍現有F-16A/B型戰鬥機為目標的「鳳展案」執行完畢。等到66架由蔡英文政府採購的全新F-16V型，即「鳳翔案」到位，中華民國空軍將有全東亞規模最大的F-16編隊。筆者甚至相信，在F-35正式進入中華民國空軍服役以前，台灣現有的幻象2000與IDF經國號將退出第一線。
也就是說，走向全F-16機隊似乎是中華民國空軍近未來的宿命，畢竟回到80年代跟90年代的時空環境，台灣自行研發經國號以及向法國採購幻象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取美國出售F-16。可見這款貫穿了中華民國空軍的過去與現在的主力戰鬥機，還將在未來繼續捍衛台灣的領空至少30年之久。F-16與中華民國空軍的關係，真的不是普通的密切。
但是就如同現在台灣想取得F-35卻不得其門而入一樣，中華民國空軍取得F-16的過程卻不如我們想的那般平順，而且還充滿荊棘。從F-16在1974年首度升空開始，到1992年老布希總統（George H. W. Bush）宣佈向中華民國空軍出售150架F-16為止，美國有將近18年的時間是不願意向台灣提供F-16戰鬥機的。
哪怕是在出售了150架的F-16A/B型Block 20給台灣後，也要等到2010年才由歐巴馬（Barrack Obama）同意為台灣升級這批飛機，然後又要等到2019年才又由川普（Donald Trump）批准出售66架F-16V型Block 70給台灣。這中間又分別隔了18年與27年，所以F-16背後所象徵的，毫無疑問是後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縮影。
打死也不賣的F-16/J-79
F-16戰鬥機首飛成功後不久，就獲得荷蘭、比利時、丹麥、挪威等四個北約盟國以及以色列的訂單。然而美國卡特（Jimmy Carter）從反對武器擴散的角度出發，於1977年2月下令美國不得出售與美軍同規格的武器給外國盟友，使得F-16A/B型戰鬥機一度被列為禁止對外出口的機型，迫使通用電力公司生產安裝F-104戰鬥機J79發動機的閹割版F-16用於對外軍售。
所以當南韓在1981年宣佈採購F-16戰鬥機的時候，一開始也是以F-16/J79戰機為目標，所幸那個時候鷹派色彩濃厚的雷根（Ronald Reagan）已經上台執政，並將卡特自綁手腳的命令解除，才讓大韓民國空軍有機會取得F-16A/B型戰鬥機。台灣方面，在F-104與F-5兩款主力戰機瀕臨老舊的情況下，在雷根時代初期也是卯足全力的爭取F-16/J79。
早從1958年「八二三砲戰」以來，台灣的建軍就在時任國防部長俞大維的指導下由原本的「陸權導向」轉變為「空權導向」，以向美國爭取先進戰機為頭號目標。俞大維曾表示，一個F-104中隊有陸軍三個步兵師的戰力。而美國方面出於對蔣中正以美援戰機攻擊大陸的憂慮，從70年代開始管控中華民國空軍對戰鬥機的取得，比如當時最先進的F-4幽靈式戰鬥機就沒有被提供給台灣。
到了80年代，不只台灣與美國斷絕了外交關係，當時也正值美國與中共外交關係的「蜜月期」，華府正密切與北京合作圍堵四處擴張的蘇聯。台北在華府決策者心中的優先順序大幅下降，雷根總統非但沒有如他在競選總統時承諾的那般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其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M. Haig Jr.）還將台灣取得新戰機的願望視為阻礙美國與中共關係發展的絆腳石。
所以不論是F-16/J79還是以F-5E為基礎提升的F-20，海格都一律拒絕出售給台灣，還在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報」中，做出「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美『中』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以及「經過一段時間最終得到解決」的承諾，形同準備放棄對台軍售，也讓F-16來台灣一度成為天方夜譚。
轉移F-16技術給台灣
如果按照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74年向周恩來做出的承諾，哪怕是美國當年依據「虎安」（Peace Tiger）向中華民國提供的F-5E/F生產線，都應該在華府與北京正式建交後切斷，使台灣逐漸陷入「空中不設防」的狀態，直到最後坐上談判桌和中共談判為止。所幸在美國國會的友人幫助下，位於台中沙鹿的F-5E/F生產線沒有因為斷交而中斷。
卡特在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等國會議員施壓下，又允許台灣增加F-5E/F戰鬥機的生產數量，以彌補美國因為與中共建交而切斷F-4幽靈戰鬥機軍售案的損失。「虎安」計劃得以持續到1986年，台灣也共計生產了F-5E單座機242架，F-5F雙座機66架。然而到了雷根總統的第二任期，包括南韓與泰國在內的周邊國家都已經逐步換裝F-16戰機。
F-5E/F已不具備捍衛台海空優的能力，又傳出美國正在向中共銷售F-16的消息，一度使得反美情緒在台灣軍方內部抬頭。這段時間時常發生國軍飛行員以F-5系列戰機攔截美軍F-14或者F/A-18的事件，令美國方面非常緊張，深怕雙方「擦槍走火」。同時在中華民國空軍的建軍計劃中，也一度將可能為解放軍空軍裝備的F-16視為「潛在假想敵」。
甚至到了李登輝上台初期，台灣還一度試圖利用蘇聯解體，俄羅斯需要外匯的時機提出過購買Su-27的意向。假若真的成功的話，可能就出現中共空軍裝備F-16與台灣的Su-27對抗的場面，與我們現實的歷史發展可謂大相逕庭。所幸美國沒有真的打算放棄台灣，雷根總統認為「八一七公報」對中共讓步太大，又提出了「六項保證」來維繫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軍事交流。
海格在發表「八一七公報」後下台，新上任的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對台灣態度相對友善，而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更是與時任中華民國駐美軍事採購團團長果芸私交良好。他們決定在不違反「八一七公報」的前提下，以技術轉移方式協助中華民國研發性能接近F-16的國產防禦戰鬥機，於是就有了經國號的誕生。
為了選舉出售F-16
與此同時，中共也知道自己與美國的結盟只是暫時性，雙方未來終將因為蘇聯的衰弱而分道揚鑣，因此沒有下F-16戰機的訂單。不過由於中共也面臨戰機老舊的問題，美國還是透過向中共提供AN / APG-66雷達的方式，協助改良其殲-8II型戰鬥機，並與其他F-16外售計劃一樣取上了「和平珍珠」（Peace Pearl）的名稱。
殲-8II與經國號戰鬥機的計劃幾乎同一時間執行，而且也都採用了F-16的技術，彰顯了80年代美國與兩岸同時發展軍事合作的特殊關係。這樣的特殊關係隨著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以及1991年的蘇聯解體而告終，美國終止了一切與中共的軍事合作，同時開始將中共視為繼蘇聯之後的頭號假想敵對待，於是F-16進入台灣的機會大幅提高。
許多人認為，台灣研發經國號成功與法國出售幻象2000給台灣是導致美國放寬將F-16出售給中華民國的原因。尤其當時F-16正在與幻象2000競爭全球輕型戰機市場，怎麼可能把長期使用美式戰機的台灣讓給法國去經營，更何況90年代的台灣正值經濟起飛的高峰。就算不從與法國競爭市場的角度去看，誰又不想賺台灣捧的鈔票呢？
可事實上，經國號與幻象2000都不是老布希總統拍板向台灣出售F-16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在於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老布希為了對抗來勢洶洶的民主黨候選人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爭取通用電力德州生產線的選民支持，做出了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的決定。這項決定沒能幫老布希贏得連任，卻讓中華民國空軍正式加入了F-16家族。
同樣也有許多人相信，台灣最終選擇購買F-16是導致經國號戰機產量遞減的原因。台灣本來有機會開花結果的航空工業，因為李登輝臨門一腳做出採購F-16戰鬥機的決定，導致空軍採購經國號的數量大幅降低，漢翔航空工業的人才被南韓大規模挖走。最後反而是南韓俗稱「緯國號」的T-50/FA-50被賣到全世界，經國號以及後來的勇鷹卻遲遲出不了國門。
扭轉台灣空防的F-16戰機
可是如果回顧IDF經國號研發的歷史，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空軍從頭到尾要的都是F-16，不是轉移了F-16技術後研發的次級產品經國號。我們必須要肯定在那個幻象2000與F-16尚未交付給台灣的時候，經國號單獨支撐台海空防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必須要承認經國號確實是中國人研發的第一款現代化戰鬥機，甚至還具備當時中共Su-27所不具備的視距外空戰能力。
換言之直到1999年兩岸軍機因李登輝「兩國論」爆發衝突時，經國號若遭遇到Su-27不會居於下風，甚至還可以天劍一型或者二型飛彈先發制人。但我們不能夠本末倒置，因為如果中華民國與美國在80年代的關係還如同40或者50年代那般緊密的話，F-16早在1981年就賣給了台灣，屆時就根本不會有經國號戰鬥機誕生的機會了。
因此經國號實際上只是空軍爭取不到F-16而誕生的「副產品」，只是當時參謀總長郝柏村在爭取不到F-16的情況下，認為宣揚國產戰機更能提高國人的軍心士氣，才有我們後來知道的經國號傳奇。然而一旦當採購F-16從不可能成為可能之後，中華民國無論是否已經有經國號，無論是否由李登輝執政都勢必要採購F-16戰機的。
當然空軍方面對F-16的建軍案也並非全都接受，比如時任空軍總司令的空戰王牌英雄林文禮將軍，就認為美國出售的F-16為早期型的A/B型，而不像同時期的以色列、南韓或者新加坡那般取得C/D型戰機。可事實上，台灣採購的F-16A/B型屬於第20批次生產的Block 20型戰機，已經累積了前20批次F-16的生產以及作戰經驗，性能上其實十分接近C/D型的F-16戰機。
尤其是2000年，柯林頓政府宣佈向台灣出售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後，中華民國空軍的F-16系列戰機更是具備了比AIM-7麻雀飛彈、AIM-9響尾蛇飛彈更遠程的打擊能力。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空軍還可以派遣F-16到亞利桑那州的路克空軍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受訓，與美國還有其他F-16國的飛行員切磋技藝，這些都是經國號所不可能提供的優勢。
美國軍售台灣戰機的邏輯
看到這裡，相信大家對台灣取得F-16的過程有了更多的瞭解，也更能體會到國軍取得F-16的曲折之路。當然也會有不少讀者認為，美國真是一個高度利己主義的國家，賣不賣以及何時賣F-16給台灣乃至於其他盟國都全憑自身利益考量出發。其實不需要有這種憤世忌俗的思想，如果換成中華民國是F-16的生產國，出售武器的邏輯與美國肯定也是大同小異的。
那麼美國究竟是以什麼為邏輯去思考出售F-16，或者其他戰鬥機給台灣的呢？其實只要摸出了這個邏輯，我們大概也能推敲出F-35戰鬥機何時會抵達台灣，因為這個邏輯真的是從50年代到今天都沒有改變。美國以維持台海空中武力平衡為出發點，只有在中共的戰鬥機性能超過台灣一個世代的戰鬥機時，才會考慮向台灣出售下一代戰鬥機。
例如在中美剛斷交的時候，美國一個遲遲不向台灣出售F-16的關鍵原因就是大陸使用的殲-7跟殲-8性能與台灣的F-104、F-5比起來沒有一個世代以上的優勢。所以美國沒有向台灣提供F-16，而是從大陸與台灣同為美國夥伴的角度出發，同時協助兩岸發展殲-8II與經國號。等到冷戰結束，大陸開始從俄羅斯引進Su-27以後，才認真思考提供F-16給台灣的可能性。
F-16A/B到位以後，同樣的美國也是遲遲不願意將更優秀的F-16C/D型戰機提供給台灣，那是因為台灣已經有了AIM-120飛彈，足以在空戰中抵禦中共殲-10、殲-11、Su-27以及Su-30的威脅。後來美國同意升級F-16A/B型戰機的關鍵原因，除了有殲-15與殲-16等新型機種的挑戰外，還有中共從俄羅斯引進Su-35的局勢考量。
等到蔡英文總統上台，兩岸局勢惡化，共機開始不斷侵犯台灣空域，美國認清台灣無法以現有的戰機數量抵禦中共，外加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執政，才又有這66架F-16V的軍售案。至於何時F-35會抵達台灣？筆者認為先決條件是等到美國認為中共的殲-20與殲-31等五代隱形戰機戰力成熟，F-35的對台軍售案方有成行的可能。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