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月24日，是一段與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息息相關，但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卻始終想忘記的日子。當時正值孫中山先生執行「聯俄容共」的高峰期，國民黨試圖以蘇聯共產黨為版本將自身改造為推行「以黨治國」的列寧式政黨。由於大批中國共產黨員獲准以個人身份跨黨加入國民黨，因此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代會的代表中有不少共產黨員。
更讓來台灣以後的國民黨所不想回憶的，是當時毛澤東以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代會，還是17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之一。蔣中正沒有以浙江省黨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代會，而是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列席。由此可見，蔣中正當時在中國國民黨裡的地位，可能還不如毛澤東高。
雖然是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是這段歷史對毛澤東與中共的意義卻遠比蔣中正跟今日的國民黨還要大，難怪台灣很少提及。剛剛在總統大選中失敗的國民黨，更是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諱去紀念這段所謂「國共合作」的歷史。大陸則利用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的機會，拍了一套名為《問蒼茫》的影集，從中共觀點詳細介紹了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當然蔣中正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代會也並非毫無意義，因為他被指派為軍校籌備委員會的委員長，負責黃埔軍校的建軍。由胡漢民、汪精衛控制黨，許崇智和蔣中正控制軍的安排，在此刻已經為孫中山所確立。而在「以黨治國」還有「黨指揮槍」的思維下，胡漢民與汪精衛的權力自然是比較大的。
而從《問蒼茫》的劇情來看，我們很明顯看出在孫中山先生去世後，最積極主張「聯俄容共」者不是別人，正是今日被兩岸扣上「漢奸」大帽的汪精衛。事實上，如果要在中國近代史上挑一個名人來當毛澤東的啟蒙老師，恐怕除了汪精衛以外還真的沒有別人。蔣中正反而是因為掌握了軍權的關係，才在後來崛起成為了國民黨的領袖。
汪精衛與毛澤東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擔任大會主席，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釗及謝持則擔任主席團成員。其中胡漢民、林森與謝持屬於立場反共的右派，汪精衛屬親共的左派，而李大釗則根本就是中共黨員。表面上看起來左右兩派勢均力敵，可是在蘇聯顧問鮑羅廷（Mikhail M. Borodin）也出席了大會的情況下，左派與共產黨的聲音明顯比較大。
後來也是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俗稱黃埔軍校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得以在1924年6月16日成立。黃埔軍校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創設的蘇聯紅軍為藍本，強調「黨指揮槍」的重要性，因此設有黨代表，由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廖仲愷擔任。政治部主任，先是由右派的戴季陶擔任，後來則直接為中共黨員出身的周恩來接管。
可見孫中山領導的廣州大元帥府為了擊破軍閥，推翻北洋政府，不惜敞開大門歡迎共產黨滲透國民黨。等孫中山去世，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後，共產黨員更是得到汪精衛的大力提拔。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汪精衛更是在出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後，委任毛澤東接替其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位置，即今日的文傳會主委。
汪精衛與毛澤東都先後在這個位置上幹了兩次，目的就是為國民革命運動以及黨的「聯俄容共」政策進行宣傳。毛澤東也是以自己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經驗，後來到鄉下地方開展中央農民講習所，推動以農民為主力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了與以都市勞工階級為主力的蘇聯共產主義運動完全不一樣的革命典範。
是汪精衛給了毛澤東成為中國宣傳以及農民運動領袖的機會，因此稱汪精衛為毛澤東的師傅一點也不過分。兩人都反對資本主義，痛恨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宰割，並且都一度將翻轉世界秩序的希望寄託在蘇聯乃至於日本等歐亞帝國之上。雖然因為後來國共雙方的分合，導致這對師徒走上了看起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罷了。
蔣中正的奪權之路
當毛澤東在汪精衛扶持下，掌握宣傳機器並推動農民運動的同時，蔣中正不斷擴展他在軍中的影響力。蔣中正對共產主義的一切幻想，都在他1923年對蘇聯的訪問之後煙消雲散。托洛斯基拒絕了蔣中正以外蒙古為據點，向北洋政府首都北京發動攻擊的提案，後來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季山嘉（Nikolay Kuibyshev）對蔣中正也是從來就不給好臉色。
所以剷除共產黨員，驅逐蘇聯顧問從一開始就是蔣中正心中的盤算，但是在「聯俄容共」的時代，他這樣的盤算是不可以顯露出來給汪精衛等黨國大老知道的。確保自己在軍中的地位獨一無二，對此刻的蔣中正而言較左右意識形態之爭更為重要。既然左派勢力較大，而蔣中正奪取軍權的障礙許崇智又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麼不如先與左派聯合移除掉他在軍隊裡的絆腳石。
因此蔣中正先是偽裝成「紅色將軍」的模樣，配合左派進攻右派，並以廖仲愷遭謀殺為契機，與汪精衛聯手拔掉了胡漢民的黨權和許崇智的軍權。自此之後，廣州國民政府形成汪精衛控制黨，蔣中正控制軍的局面。掌握了軍權的蔣中正，很快就將汪精衛、周恩來以及季山嘉列為他下一個針對的目標，於是就有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
具備中共黨員身份的中山號砲艦艦長李芝龍，被蔣中正懷疑試圖與季山嘉勾結將他劫持到蘇聯，於是便動武佔領了中山艦，並且將汪精衛、季山嘉、周恩來以及陸軍官校教育長鄧演達等一票人繳械軟禁起來。最終在蘇聯方面的協調下，「中山艦事件」和平落幕。然而汪精衛、周恩來、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以及共產黨人和蔣中正的關係卻也已經鬧翻。
從共產黨的角度而言，最要命的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做出了巨大妥協，將中共黨員從國民革命軍第1軍中撤出。在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當中有五個軍是由湘軍、滇軍以及粵軍改編的情況下，由黃埔軍校生組成的第1軍徹頭徹尾地成為了蔣中正的嫡系部隊。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子弟兵，蔣中正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以「軍權」擊敗「黨權」。
清黨與寧漢分裂
解決完「中山艦事件」的「誤會」後，國民革命軍在蔣中正領導下開始北伐。北伐軍一路攻城掠地，擊敗一個又一個軍閥部隊，而蔣中正與國民黨高層的衝突卻越演越烈。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左派成立了武漢國民政府，蔣中正則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往第1軍控制下的江西省南昌，形成黨中央和黃埔系分庭抗禮的局勢。
體會到蔣中正即將失控，鮑羅廷下令被共產黨全面滲透的武漢國民政府採去行動，並透過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之口批評蔣中正在搞「軍事獨裁」，是所謂的「新軍閥」。接著在1927年3月17日的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蔣中正被剝奪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部長等職務，以確立「黨權」高於「軍權」的目標。
隨後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軍以及第40軍的中共黨代表，又在攻下南京之後煽動士兵進攻英美法義日四國的租界，導致長江上的英美軍艦砲轟南京。為此蔣中正做出了全面向英美靠攏的決定，於1927年4月攻下上海以後實施清黨，將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員全面清除。他在南京另立了一個國民政府，與武漢的國民政府展開對峙。
掌握武漢軍權的鄧演達，試圖討伐南京的蔣中正，但汪精衛卻在這個時候選擇了猶豫。鄧演達服膺於「黨指揮槍」的原則，沒有違抗汪精衛從武漢北伐的指示，但他卻也對兩個國民黨都感到失望，選擇退出了武漢國民政府。隨後汪精衛也得知鮑羅廷試圖扶持中共掌握武漢國民政府的計謀，於是他在1927年7月實施「和平分共」，要求共產黨員和平離開武漢。
武漢與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有了重歸一統的機會，當然由於因為蔣中正實際掌握軍權的關係，國民黨正式結束了大陸時期「黨指揮槍」的時代。軍隊的政工不再負責指揮部隊作戰，而只擔負宣傳以及教育的工作。汪精衛雖然輩分比蔣中正高，卻因為不掌握「軍權」的關係，從此地位不再超越蔣中正，同時他也被迫與好學徒毛澤東分道揚鑣。
清黨的後續影響
蔣中正發動清黨，給國民黨帶來的最大改變就是外交路線由原本的親蘇轉向親美，而且這條路線延續到了今天的台灣，同時為藍綠兩黨所傳承。清黨不只清除了軍隊與黨內的親共左派份子，同時也清除掉了基層黨部裡的右派份子，因為他們對蔣中正不夠信服。被毛澤東發展出來的農民黨員，也主動宣告退出中國國民黨，使黨員數量下降到清黨前的30%。
此舉的目的，顯然是蔣中正要從那些追隨孫中山的黨國元老手中奪取對黨的控制權，確保自己掌握武昌起義以來的革命話語權。由於粵籍的大老本身並不服出自浙江的蔣中正，這段時間也是國民黨吸收新黨員最困難的階段。據研究指出，抗戰爆發前的中國國民黨共有黨員165萬人，其中軍人黨員的人數超過2/3，共101萬。其餘的為海外黨員11萬，普通黨員則只有52萬。
國民黨失去了在基層與共產黨競爭的能力，於是就出現了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將軍所謂「國民黨是軍隊到哪裡，黨跟到哪裡，共產黨是黨到哪裡，軍隊到哪裡」的情況。原本國民黨「黨指揮槍」的特性完全為共產黨所接收而去，為1949年大陸的失敗埋下伏筆。不過也因為黨的勢力較弱，後來台灣有走上「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可能性。
汪精衛所堅持的「以黨治國」以及「黨指揮槍」體系，則完全由他的學生毛澤東所吸收，這也是何以當今共軍閱兵，黨旗一定是走在軍旗還有國旗前面的重要原因。如果蔣中正沒有清黨，可能當前中共控制大陸的模式早在20年代末就已經以中華民國還有中國國民黨的名義實現了，雖然實際的掌權者仍會是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共產黨員。
毛澤東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最後也跟汪精衛一樣同蘇聯翻臉，成為100%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可見當今海峽兩岸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路線之爭，其實早在100年前舉辦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已經埋下了伏筆。今天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承的仍是當年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代表毛澤東的精神，台灣的藍綠兩黨則延續了蔣中正的反共意志。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