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缺額與註冊率數據帶來震撼
教育部在2023年底公布了112學年新生註冊率，竟有17所私大低於六成（註冊率低於六成的大專校院共有19所，其中1所為公立專校，1所為私立專校，其餘均為私立大學校院）。註冊率六成通常被稱為「淹水線」，是因為註冊率連續2年未達六成且學生人數少於3,000人，曾長時間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的指標，及至2022年完成私校退場政策立法，才改變退場條件，不過註冊率仍作為教育部對私校整體獎補助經費核配之指標，註冊率六成是不扣減補助款的最低標準，一般私校也將之作為自我檢視系所轉型和調整與否的依據。
另在教育部公告的「112學年度大學校院及技職校院總量增設調整核定表」中，全國私立大學校院（含技職校院）經核定系所班組或學制「停招」的學校有50校、共121個教學單位，核定系所班組「裁撤」的學校有10校、共28個教學單位，顯示私大教學單位變動數量十分驚人。
無論以所有招生管道或單項入學人數來看，111、112學年度大學入學多所私大或所屬的教學單位都出現很多缺額，少子化海嘯衝擊招生，學生市場萎縮，私大經營不易，學生人數是支撐學校營運的梁柱，教學單位招生不佳校方就必須處理。教育部核准停招或裁撤的教學單位，多係經學校全盤檢討各系招生成效與競爭力後做出的決定，受到經濟發展、產業趨勢、就業市場等外部因素影響，大學教學單位調整（包括更名、分組、整併、停招、裁撤）屬大學自主經營事項，私大很難容許教學單位長期招生缺額，勢必會採取如系所轉型等因應對策。
教育部對私校獎勵及補助經費之核配，也是以當年度學校新生註冊率為標準，註冊率低的教學單位會拖累全校整體註冊率，被扣減獎補助經費。換言之，私校退場的法令依據雖不再以註冊率為指標，但學生人數直接影響學校財政收入，註冊率不符學校標準的教學單位，很容易被視為學校財務上的負擔及風險因子，成為引爆停招或裁撤、甚至造成學校退場的導火線。從註冊率似乎可以嗅到一所私大的安危，這也是為何註冊率長期引起社會關注的原因。
最怕財務資訊被判讀為踩到退場紅線
各大學校務資訊須登錄於校務資訊平臺，「財務資訊」包括學校可用資金、現金增減情形、學雜費收入及總收入、負債金額及總資產金額等，其中可運用資金就成為外界對學校財務狀況的判準，媒體會做出「誰最有錢」前幾名私大的排名；該平臺同時會揭露私大的「非財務資訊」，較引起注意的是註冊率和缺額率，這些財務資訊與非財務資訊構成了私大辦學的社會印象。校務資訊透明化，對社會而言是一件正面的事，也可視為激勵私校優質辦學的正向壓力。不過，私大財務結構中的學費收入占學校財政收入之大宗，非財務資訊的學生人數，實與財務面有因果關係，外界也往往連結到財務資訊來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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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因連結到私大的社會形象與公眾信心，校方不免以財務績效論斷辦學成果，校務經營更為財務掛帥，尤以2022年5月公布《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以後，退場法制對學校財務的現實牽制更大。財務績效不佳的私大，難免坐立不安，深恐走上退場之路。
私大退場之前，須先經過被列入「預警學校」和「專案輔導學校」兩階段，判定指標有財務狀況和教學品質，但以財務為首要，紅線分別是「學校財務狀況惡化，有影響校務正常營運之虞」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事實或嚴重影響校務正常營運」；私大只要進入預警學校，政府即可對其進行「財務查核」，且一路查核到底，一旦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學校除了課堂授課之外，遠距教學、推廣教育、終身教育、設置專班等常見的大學服務經營項目，以及招收碩博士生、單獨招生、境外招生等生源擴充業務都不能辦理，意味著大學可做的任何有助於財務收入的舉措都得停止，學校財務可預見每況愈下，等於被逼入辦學死胡同。該法實施以來，私大財務狀況直接繫乎學校存亡，沒有轉圜空間，導致私校努力追求財務效能極大化，以趨吉避凶，避免淪入「退場預備隊」——預警及專案輔導學校名單中。
每所大學都有其貢獻於高等教育的使命與理想，然促其實現者有賴財務狀況正常。臺灣的公立大學實施校務基金制度，雖有自籌經費壓力，但政府仍編列預算撥付學校財政上大宗支出如人事費等，且政府對各公立大學之補助仍呈成長態勢，仰賴政府經費補助達五成以上公立大學數量比率超過一半[1]。私大財務收入中以學費收入為主要，哪個教學單位招生不理想，就直接影響財政收入，學校進而以財務為規準決定教學單位的存廢，若校方持續陷入招生的線性思考：見到註冊率不理想的教學單位就準備收掉，或以迎合政治、經濟、市場、就業及時代潮流趨勢來調整系所，就會產生以招生績效為導向、論斷教學單位存廢的現象，造成臺灣私立大學辦學品質最大的悲哀與隱憂。
私大在胡蘿蔔與棍子——經費補助和退場條例的洗禮下，以註冊率和缺額率為指標的招生狀況連動著財務狀況，自然形成一條私大經營的中軸線，不論任何校務運作，都不敢偏離此線太遠。
懲罰之外再給激勵，退場法制力求圓滿
若以教育部自己說過的「大學自主主要表現在與政府關係的演變上」作為量尺[2]，不難發現政府仍然纜繫著大學，大學仍然得聽命於政府控制。資源充沛的頂尖大學和政府共舞，踩踏著順從配合的舞步贏得鉅額競爭性獎補助經費，一般公立大學也按照經費核發規則爭取補助，辦學逐漸套入經費核補的公式，這是趨吉的旋律；在招生生存線上掙扎的私立大學，則戒慎恐懼地避免踏到財務指標的紅線，以免慘遭退場；一些財務狀況正常，沒有立即生存危機的私立大學，則未雨綢繆，斤斤斟酌於教學單位招生收入，努力改善學校的財政餘絀，以免發生財務困難而被教育部財務查核，繼而走進退場預備隊，且起碼要維持住註冊率，不要被扣減補助款，避免更大財務危機，這是避凶的戰術。無論是趨吉或避凶，大學都像是政府的「附隨組織」，充分詮釋了大學自主與政府關係這句話。
國內實施教育改革政策30年以來，政府威權由直接行政控制轉型為由資源、經費為導引的間接控制策略，致使大學為取得更多辦學資源，馴服於以獎勵經費作為政策導引的控制機制，大學遂出現「贏者圈」，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當前私大招生「粥多僧少」，為了避免落入「輸者圈」而退場出局，私大更易臣服於退場政策法制上的財務指標控制機制，必須在內部展開以招生註冊成效為標準的競爭力檢驗，採取財務上的避險策略，及早規避退場法制財務紅線，難以實現自主辦學理想。現行退場法制象徵著政府退回到直接採取規制性、懲罰性行政控制，也是部分私立大學遭遇到最現實的經營限制。
我們察覺，退場條例可能產生私大更重視財務績效——向錢看的負面效應，若政府職能僅是對私大採取規制性的退場處分，部分在財務上已在打擦邊球的私大，很可能遲早「壓線觸網」，即使有心努力辦學也時不我予。既然大學無法自主於政府管制，不如請政府對私大另採取助成性的行政指導，讓學生人數不多、願持續辦學卻苦於招生壓力無法喘息的的私大，獲得某種形式且有條件的挹助，引導私大走特色辦學的路子，協助其在自己設定的特色定位下辦出成效，使之藉由資源條件改善的支力點，進而獲得自救的機會，同時鬆綁相關法令，規劃一套輔導、檢核機制，成效不彰者就請退場。果能如此，退場法制從對私大的懲罰轉型為給私大奮力一搏的機制，對於有「置之死地而後生」覺悟的部分私大，是一次救贖的機會，也是為我國高教事業寫下圓滿的私大篇章。
[1] 立法院法制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運作之研析〉專題研究報告，202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