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機構的內部會議錄音檔被爆料算不算洩密？在該內部會議發言的官員(或公務員)該不該為其發言內容負起行政責任？此洩密者是不是抓耙仔？
「轉型正義」工程是小英政府競選諾言之一，去年《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排進立法議程時，兩黨互鬥即已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好不容易終於在12月5日三讀通過；可是在進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人事同意權之際，兩黨繼續進行激烈攻防交戰。如此蹒跚前進，直到今年5月31日才算是正式掛牌運作。真可謂是一波數折而得之不易的一件大事。
促轉會的終極任務：培植人心的民主防衛基因
掛牌上路當天，小英總統、行政院長賴清德、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內政部長葉俊榮、文化部長鄭麗君、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民進黨總召柯建銘等都出席參加揭牌典禮，可見得這件事受到社會何等期待。
小英總統在致詞時曾表示，台灣與許多國家一樣，有轉型正義機構，提出威權統治時期的真相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促轉會不會關起門來寫，產生過程視為一種社會對話過程，也將擴大撰寫團隊組成，完成一份經得起嚴格檢驗，能讓各界所認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將會提出國家當年做錯什麼、體制問題、確保未來不會再犯等。當時她還說：
「促轉會所有委員共同承擔歷史使命，很多委員其實是承襲公平正義社會的責任，這樣的改革才會成功，促轉會委員具有多元專業，包含歷史、法律，進行司法平反、歷史揭露等工作，促轉會會是最堅強團隊、正義機關、民主創新基地，同時將深化與社會對話模式，帶領整個社會認識共同過去與未來，若現在不做將會錯過對歷史交代機會。」
結果，促轉會掛牌運轉還不到四個月，該會副研究員吳佩蓉只一個爆料，即將小英總統在致詞中所承諾的「公平正義社會的責任」炸得魂飛九重天外。
緊接著被爆料的當事人副主委張天欽被閃辭不說，總統府也立即站出來表示：對張天欽的態度無法接受，然後賴揆也得公開鞠躬道歉，促轉會的公信力立即跌落谷底。顯見這件事不單只是一般的八卦爆料，而很可能會因此動搖到台灣最引以為傲的「普世價值」。
呂秋遠律師很即時的PO文評論道：
「身為副主委，對於轉型正義如此輕忽，污衊自己就是警備總部，如果不是欠缺歷史意識，就是欠缺同理心，而這樣的「玩笑」無論如何，都已經讓這個機構蒙羞，也摧毀了許多人對於轉型正義落實的期望。」
促轉會轉型成訴苦院，主委黃煌雄絕對難辭其咎
稍微了解促轉會這「獨立機構」的人，大抵都知道主委黃煌雄就是個濫好人。該體制的大權都落在張天欽一人手上，會內總戲稱張就是小英欽點派任來的欽差大臣，所以大小權力一把抓。吳佩蓉在其PO文中也點到了這說法：
「看到這裡，也許大家會想痛罵，妳有必要這麼做嗎？難道不能在會內溝通嗎？其實這三個月，我當烏鴉的次數，遠遠超過喜鵲，在24號談話結束時，我記得為了阻止張繼續操作侯的議題，我還故意說，中南部水災很嚴重，不要在這個時候處理新聞。沒想到，隔了兩天，報紙又登出侯友宜當年使用催淚瓦斯對待盧修一的新聞。
我明白，一旦張天欽準備這麼做，以他的威勢，加上其宣稱黨政關係良好的背景，會內很難有人可以擋下，阻止張繼續妄為。因此，我將錄音轉為文字檔，希望朋友能夠幫忙，將張力推除垢法的議題傳遞出去，讓外界能夠了解，擋下張的意圖。」
於是，我們就必須要問道：如果張天欽能在促轉會內掌握實權，那麼黃煌雄真的適任此一主委職務嗎？在這樣的實質權力結構下，促轉會豈非就被轉型成了「訴苦院」？
應知當年的白色恐怖各大小事件，都屬於國家暴力體制的人權侵犯。舉凡從政策的制定到基層的執行者都是體制內的一種共犯結構。促轉會在追求真相的大工程中，就是要充分釐清共犯體制內的加害參與者真實名單，並將之揭露載之於史冊，讓後來者均能引以為戒。
然而，這位一心想當老好人的黃主委卻只願強調「和解」，而故意忽視或輕縱「真相」下的那些魔鬼陰影(加害者共犯群)。可預見的，這樣的「轉型正義」只會是形式上的空轉效果，對於建立民主防衛機制毫無裨益，等到小英下台，這淪落的「訴苦院」也就跟著關門大吉。
倘使依照行政倫理規範，吳佩蓉應該將實情先稟報黃主委，請其核實處理。正因為黃在機構內的好人角色，放任副主委姿意弄權，才讓部屬失去對追求正義的信心而終於演出這一幕爆炸劇，主委黃煌雄能不負最大責任嗎？
不具反省能力的社會，民主將僅剩空殼子
轉型正義工程在我們社會裡的迫切性，已經因為國民黨徹底喪失了反省能力，甚且變本加厲的顛倒是非而益加顯示其燃眉之急。容我再次引用吳乃德教授所撰寫的《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一文所提及：
「建立威權獨裁體制的國民黨對它過去的所作所為，似乎仍然不覺得有錯。在當時強大的黨國體制下，許多年輕人或因為政治知識的缺乏，或貪圖工作的方便，或缺乏足夠的勇氣拒絕來自體制的遊說和引誘，而加入迫害人權的政黨。對後來有幸覺醒的人而言，不論當初是基於是無知或貪圖方便，總是一個難以消除的羞愧。如今國民黨卻將這個加害行為當做嘲笑對手的材料；正如刑求者展示捏造的自白書、性侵害者展示受害人的照片來羞辱受害者。國民黨這種行為充分顯示，我們的社會仍然缺乏最基本的是與非、善與惡的觀念。部分原因或許是，我們社會對過去的錯誤從沒有進行過普遍性的反省。」
「反省」是民主社會所必要的重要元素，更是民主政黨所必不可少的一種內存機制。當國民黨已經墮落到根本不可期待，如果連民進黨也喪失此一能力而正加速度直奔地獄，我們的社會就只能期待著最後一道民主屏障：異議者們所堅守對「不義任務」的「抗命權」。
吳佩蓉的空谷跫音正召示台灣民主生機
事件引爆後，網路上有許多人都會好奇地追問：吳佩蓉是不是藍營派來臥底？她為何會甘願當抓耙仔(三立新聞用語)？她到底收了多少好處？等等道德性撻伐與爭議。這樣的態度其實正掉進了漢娜鄂蘭所稱的「平庸的邪惡」之道德批判漩渦中。也就是，如果認定今天侯友宜不應該以當年「奉命行事」作為執行「不義之任務」的理由而悍然判定侯是有罪的，那今天，吳佩蓉身在公門而因為洞悉張天欽意欲要執行/操弄「不義之任務」，所以勇於站出來大膽揭發訴諸公議，則吳佩蓉乃屬於勇敢擺脫「平庸的邪惡」的一種典範才對。這樣的範例在推動轉型正義的正確態度上，理應備受禮敬與按讚才對，怎還反倒成了綠營打狗棒下的了落水狗？
換個角度來談，如果認定吳佩蓉揭舉張天欽等促轉會之同僚是背叛行為，那按這套邏輯反推，就必須肯定侯友宜當年諸多「奉命行事」的勾當就是正確的公務員行徑！
總的來看，張天欽和侯友宜就都是同一物種，佔著位置、抓著權力，捨了命在「為虎作倀」。因此反而凸顯了吳佩蓉這行使抗命權的「異議者」的難能可貴與高尚性。《辛德勒的名單》中的主角人物之所以在道德層次上贏得歷史最大推崇，正因為他甘冒生命風險違抗納粹命令因而挽救了那麼多人的性命。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裡寫道：「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樣一心想做個惡人；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公務員」奉令就可以執行「不義任務」嗎？
台灣威權時期所進行的是一種體制性對人權的集體侵害。像侯友宜這樣一個從基層警官往上爬升的「公務員」認真執行任務無非也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而格外賣命。至於執行任務的所謂「程序正義」往往都可以不予理會或任意輕置的。但在漢娜的認定裡，這「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則，把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艾希曼有罪，因不當圍捕而導致鄭南榕自焚的侯友宜也一樣有罪。
同理，我們又從這次被爆料的錄音帶中看到或聽到許多內容，不難判斷：手握尚方寶劍的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就跟艾希曼和侯友宜一樣的，都足以列為不同時代的最大罪犯之一。果真讓張天欽這樣手握權柄的高官順其意志而指揮其所屬遂行其可議之「不義任務」，台灣此刻得之不易的民主與人權很可能又將退回到威權時期的暗黑日子。
侯友宜的「罪」在於奉行「不義任務」還「問心無愧」；張天欽的「罪」在於位居高位卻心懷「不義手段」之意念而妄圖借用公權力「擊垮政敵」。若引用姚文智的評語：「張天欽沒搞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根本是頭殼壞掉。」我們不免又得追問：張天欽這種頭殼壞去的人，何以會被派任到如此舉足輕重的高位上？
張天欽的濫權就足以毀掉政府整體官箴
幸好，吳佩蓉有充份勇氣公開承認自己就是爆料者，也透過臉書將爆料的理由充分描述了，這就讓我們完整地看到權力者最真實的一面。吳佩蓉有一段話是涉及上級長官私心自用的濫權內情：
「促轉會今年才設立，並沒有自己的預算，各項經費捉襟見肘，但身為副主委，卻不知以身作則，家財萬貫，且在台北市擁有房舍，卻逕自申請官舍居住，舉凡傢俱家電，幾乎全以本會業務費支付，甚至支使同仁在上班時間到官舍為其打點一切，公私不分，把公務員當作專屬他個人的員工。
於公於私，我認為，這樣的人並不適合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正義並非如此廉價，或單靠轉型便能達成。如果我們用了不正義的人，以及不正義的手段去推展所謂促進轉型正義的工作，無異於請鬼開藥單。」
類似這樣的官場現象，我們在認定上能不能推而廣之：原來這個政府，不分哪一朝，就是這樣在揮霍我們辛苦繳納的稅金的嗎？憑著這樣的印像，還能讓人民相信這會是個廉能政府嗎？何況這位被點名的張天欽還是兼任民進黨廉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已不只是諷刺而已的對照了吧？
「轉型正義」就是對威權時代的「總清算」！
臺灣轉型正義的工作，約略可以定義為：「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也即是將過去的國家暴力對人民不當侵犯的一種「總清算」。
「清算」這個詞本來就意指徹底地計算並列賬驗定之意，用在政治上則可以被認定為「列舉全部罪惡或錯誤并做出相應的處理」。但早從國民黨殖民台灣開始，只要一提「清算」兩個字就一定會附加上「鬥爭」一詞。這樣的習慣用法，主要來自於當年中共的階級革命所帶來的政治術語，也因之讓這個原本中性名詞，在威權反共時期被灌入「極負面」貶意而誤用至今。
這樣的被獵巫化的慣性思維，民進黨執政後並未進行自我反省，反倒是全盤接收了來自國民黨所賦予的窄化思維，每次提到對威權時期諸般罪惡清算一詞，民進黨就下意識地開始閃躲，並展開各類型語無倫次的無端解釋。也因此而導致越描越黑，讓人民完全聽不懂，更進而出現一種渾話：「轉型正義只是在扒挖歷史傷疤，只會製造人民痛苦和社會混亂，所以應該讓我們一起向前看，不要再清算過去。」
「轉型正義」的真相大辯論就是全民大對話
換個態度，如果我們認真要貫徹執行「轉型正義」的歷史任務，我們就必須公開承認：這本來就是面對歷史錯誤行為的「總清算」，然後跟攻擊者和抗拒力量正面進行全面性大辯論，徹底釐清過去所能挖掘的不義真相中，究竟何者為惡？究竟其惡有多深沉？
大辯論就是大對話，也唯有透過對真相認定「善與惡」的全盤大對話中，台灣人民才能完整清楚地確定自己所賴以生存的民主價值觀，再進而滋生出難以撼動的民主防衛機制的公民基因。
像現在這樣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每當威權遺孽們一發動攻擊，就趕緊像小媳婦般的解釋自己的用心良苦，只會把這樣一件艱鉅的歷史任務給弱化或甚至拖垮了。
當之無愧的「異議者」吳佩蓉
誠如這次的「異議者」吳佩蓉所說的：
「我以台灣的民主為榮，我也一直相信，台灣的百姓非常清楚自己作出了選擇，面對中共的打壓，政府的處境愈來愈艱難。
轉型正義的工作當然有其必要性，因為過去有許多人為此付出代價，甚至是犧牲他們寶貴的生命，還他們公道以及名譽，絕對是合理應當的。」
更難能可貴的，吳佩蓉親自為我們台灣社會做了一次「轉型正義」的最佳示範：儘管藏身在公務機構深處的任何不公不義都必須無所遁逃，都必然要被攤到陽光下，不論你有多大權勢。
吳佩蓉即將面臨極大壓力或損失，以及來自眾多無知者的無情攻擊和汙衊，未來的路一定會走得很辛苦。但，我們依然願意相信，台灣的公民社會必然會永遠跟她站在同一陣線奮戰到底的！
吳佩蓉，請容我虔誠地讚美妳：無畏權勢的異議者。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任《六都春秋電子報》創辦人
